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docxVIP

浅论反腐倡廉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在几个重要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新要求。“加强反腐倡廉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先后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因为二者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化，更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反腐倡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义，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一、反腐倡廉思想在中国的确立　　廉政思想在中国起源较早，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我国便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纳言民主监督制度。这个制度监督的是经部落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的监督制度。在夏商周三代的地方机构中，便有了类似当今纪检监察官的前身——“方伯”，他们“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谓之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政府中，一般都设执行反腐败任务的监察机构和官属，有的设郎官，专职司监察，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察网，实施对地方官吏的经常性监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秦律》这个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三国时期的察人举官制度，也是有口皆碑的。唐朝庞大的廉政监察体制与开明的纳谏弹制度，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带头以廉自律，令卫士“砸夜壶”，抵制亲姐姐穿“贴绣铺翠”衣，以古训“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自律，使宋朝廉风颇盛，这个朝代的包公就是个典型，其名流芳千古。元朝首创在地方建立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自成独立的监察系统。明朝形成了廉政醒贪教育和地方三重监察网，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时期。清朝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医治了清王朝的“痼疾”，延缓了这一腐败王朝的衰亡。尽管这样，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廉政清明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廉政建设才成为可能。　　我党一开始就具有坚定的反腐倡廉立场。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了中共能否走出历史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这里首次提出了用民主监督来反对腐败现象的思想。《甲申三百年祭》和“周期率”问题后，我党将廉政建设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政权建设，对反腐倡廉做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全面细致的工作。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赴京，在上车前说：“进京赶考去！”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反腐败的决心与气概。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段时间内，经过党内整风与“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收效十分显著。1989年以后，我党下大力气反腐败，将之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特别是十四大以后尤其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形成了廉政建设的大气候。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理清和完善了反腐败的战略思路,新的反腐败重要举措频频推出,民主监督的力度明显加大,依法治腐的步伐明显加快。XX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纲要》既是一个着眼全局的体系,又是一个遵循规律的体系,还是一个注重预防的体系,更是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体系。可以说，我党的反腐败思想至此才算真正成熟，并日臻完善。二、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破坏力不容忽视　　我们所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专制集权式的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和谐社会里面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城乡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社会稳定，人民之间诚信友爱……。胡锦涛更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腐败即是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之一，因为腐败首先侵害的，正是作为和谐社会基石的公平与正义原则。纵观人类历史，腐败就像是一个存在于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它阻碍社会的前进，摧毁破坏国家政权，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甚至激化社会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之日，往往是社会大规模剧烈冲突之时，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兴亡更替正是如此。腐败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腐败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腐败可以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腐败分子对国有企业这块“唐僧肉”千刀万割，使不少国有企业元气大伤，丧失了生机和活力。腐败对私营企业也会产生负作用，同时必将扭曲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