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戏剧》五十华诞畅怀.docVIP

《当代戏剧》五十华诞畅怀 　　《当代戏剧》与我，确有不解之缘。其刊初创(时名《陕西戏剧》)。我即是忠实读者，随即又断续投稿，连绵半个世纪。一些人和事，经久难忘，感念弥深。 　　上世纪60年代初，京剧名净于金奎应约加盟陕西省京剧团，以“裘(盛戎)派”名剧《姚期》亮相西安舞台，据我所知，于乃早年北京中华戏校优等生，与曾经供职于陕西省京剧团的名小生储金鹏，名武生王金璐为同科师兄弟，都是艺术根底深厚的演艺人才，时“裘派”于西安，可以说尚处于空白状态，传媒因受科技条件限制，西安观众还无缘目睹“裘派”风姿，裘盛戎先生本人也从未来西安献演。而愚当年在北京进修时，却有幸多次观赏裘盛戎先生的舞台风范，感触至深，五体投地，因而于的到来。也无形中对我有着强烈吸引力，往观之后，果然中规中矩，纯正稳练，颇具功力，这对向西安观众介绍传播“裘派”艺术，自是大有好处。巧合的是，时任职于《陕西戏剧》的负责人李育生先生，也出于对“裘派”艺术的心仪神往，亲自登门找我约稿，我不揣浅陋，遵命写了篇《(姚期)琐谈》，发表于他主持的《陕西戏剧动态》，这便给我提供了一次对“裘派”艺术表达倾慕情怀的难得机缘。其实在我学习写作之初，我们就有“文字缘”，时当上世纪50年代初始，广大农民缴纳公粮的热情很高，车水马龙，通宵达旦，我即兴写道――“太阳红堂堂，群众送公粮”，育生先生当即问我：“群众送公粮，你倒是弄啥的吗?”我恍悟，遂改“群众”为“我们”，他欣然：“这就对咧!”当然这是一则笑谈，不过正说明我们亦师亦友，情谊长远。老头儿如今八十又七，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依然对我的笔撰多所关注并有所提示点拨。这老头儿有一大特点，平生低调含蓄，从不张扬，以至于他的许多才艺，并不大为人所知，他能司鼓，能拉板胡，还登台演过秦腔《苏武牧羊》，更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实在十分难得，所谓“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者是也。 　　另一位曾在《陕西戏剧》任职的老者。是戏曲美学家陈幼韩先生，记得有一次。他代表编辑部邀请西安文艺界有关人士，讨论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我亦在座并有发言。还写了稿子，会后幼韩先生审阅认为意犹未尽，当即枉驾寒舍，要我再依发言内容补写，我为其热忱认真所感，连夜续写了三干字交付，他只字未改却别出心裁加了几个醒目的小标题，以《要着力刻画人物》全文刊出，我玩味良久，不由不悦服赞许。又有一次，我写了篇对秦腔骄子苏育民先生表演艺术的评论，幼韩先生阅后直截了当指出：“文章写的有内容。但后一部分有重复之感。”我再次依他所言作了推敲剪裁，我佩服他的才识，更佩服他的率直，我们由此成了“知友”。就在他离休后年逾古稀的1999年，我欲出版选编的《秦腔清谈》，请他为我“把关”，他慨然应诺，抱病审看了全书，并作了详细笔录，指出了诸多偏颇之处，以至于遣词用字、标点符号等等。使我得益良多。我深感，这样的刊物编辑，是难能可贵的。 　　作过《陕西戏剧》负责人的戏剧评论家金葳先生，也是我敬重的文友之一。一次我去编辑部取一篇退稿，临走时碰到他，他见我拿着稿件，便要过去稍事浏览，当即表示：“你先别拿走。我再看看。”不久这个稿子便刊出了。其实这只是个千把字的“小品”，本无足轻重。他竟然如此审慎，很令我感动，这反映出他作为编辑对作者尤其如我这等人微言轻者劳动的尊重。另一次，刊物发表了我一篇谈秦腔名丑王辅生《看女》的文章，他在西安市文化局召开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加以褒扬，认为“言之有物，真切生动”。我觉得，作为主编这般坦率是少见的，对于作者当然是一种激励和引导。不久前，王辅生因病故去，老头儿活了83岁，前年我老母过世。他以81岁高龄还前往吊唁并参与演出，我自然深怀感激。他82岁过最后一个生日。我前去祝贺，献词是：“艺苑寿星。丑行奇葩。”治丧时我的挽辞是：“菊坛耆宿，呜呼星沉。”《西安艺术》为了悼念他，还特意转载了我那篇20多年前的旧作(稍有调整)，按其编辑部主任韩健的说法：“这是评论王辅生表演艺术唯一的一篇。”这又使我欣慰之余不能不念及金葳老兄和《陕西戏剧》。 　　刊物更名为《当代戏剧》，这是改革开放后高平副主编“新官上任”的“一把火”。他当过“右派”，平反后依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我写过一篇《秦腔流派问题思考》的稿子，他签发时改名为《创造流派当拼搏》，这约略可见他精神状态之一斑。接着，他又连续发了冠养厚先生和张静波先生的两篇长文。形成了关于秦腔个人艺术流派的冲击波。虽不能说是“一锤定音”，但至少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因为当时有人动不动鼓噪：“流派纷呈。”热闹倒是热闹。可惜离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这个问题，或许今天仍有歧议，但二十多年前《当代戏剧》首先引发讨论，无疑在秦腔艺术史上是有意义的举动，足见高平先生的胆识和魄力。他调任编辑部前，还办了个小报《舞台与观众》，颇受读者欢迎，我那封《给任哲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