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逢春》翻新枝.docVIP

《枯木逢春》翻新枝 　　《枯木逢春》从话剧到电影，获得了思想与艺术均有显著提高的评价，其中初登影坛的尤嘉和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分别饰演的苦妹子、冬哥妈，尤其受到舆论的重视与观众的赞许，大家普遍认为片中形象较之原舞台剧更为深刻动人。 　　 　　切肤之痛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的《枯木逢春》，系根据同名舞台话剧改编而成，原作者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年轻的编剧王炼。该剧是1958年底由时为中共中央防止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命题”的。时值全国15个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人民日报》公布了血防典型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气呵成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而王炼10年前恰恰也曾是一个血吸虫病患者，对这种疾病的痛苦有过切身的体验，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 　　在为创作剧本而深入生活时，王炼不禁想起当年随军南下路过苏州不幸感染血吸虫病的难忘情景。患病后，他的心情十分惶恐，住进了上海江湾的部队医院，虽然遭了不少罪，所幸医护人员很快就帮他恢复了健康。在他住院期间，邻床有个晚期病人却因病重被迁入单人病房。王炼去看他时，那位战士请他代写一封家信，王炼这才知道对方一年前带着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逃跑没成被捉回来打了半死，淮海战役中被我军“解放”过来，马上就被送进医院治疗……他特意要王炼在信上告诉妻子：自己死而无怨，只是没来得及在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出点力，心里觉得过意不去。这位农民出身的“解放战士”，一身质朴的泥土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因过于瘦削而显得特别大的两只眼睛里闪动着泪花。当王炼出院前再去探视时，那间病房里已换了新的病人。 　　 　　为了搜集丰富详实的素材，王炼一连走了三、四个省，亲眼看见曾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洞庭湖、黄益湖和鄱阳湖等地区组织起来的十几万农民大军挥动起铁臂银锄，把数十万亩湖洲变成了良田，在许多曾被称为“无人村”、“寡妇村”或“独子村”的废墟上，大规模地建造起托儿所、公共食堂、社办工厂、水利发电站……他来到江苏昆山农村，在千灯乡访问了一位病已到了晚期的妇女，她没说几句眼圈就红了，原来几年前，她的丈夫因其不能参加劳动，不能操持家务，不能生儿育女，和她离了婚。她的眼泪和哽咽使王炼不忍再问下去，幸亏陪同去的公社医院院长岔开了话题，她才渐渐变得开朗起来，滔滔不绝地述说起人民公社的好处来，从床上的新被头，谈到新建的拖拉机站，脸上的忧郁消失得无影无踪。归途中，王炼从院长口中进一步知道，她的丈夫已经再婚，而且住的离她家很近，每天一早一晚前夫和他的妻子双双下田与归来，都要从她门前走过。这使王炼很受启发，突然领悟：这才是自己要写的！写一个深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家庭重获新生的故事。 　　剧本进入排练场后，导演和演员们又用辛勤的艺术创造，强化了以血防站长罗舜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者形象。有关领导也关心备至，魏文伯虽然患病住院，但还是在病榻前召开了几次剧本座谈会，连用《枯木逢春》取代原来剧名《江南春早》，也是他在病床上苦思冥想出来的。 　　 　　拔高主题 　　 　　《枯木逢春》一经推出，即受到戏剧界普遍好评，不仅入选为庆祝建国10周年而举行的上海话剧展演，而且北京等外地话剧团体亦相继排演，上影也闻风而动筹划将其搬上银幕。海燕厂负责艺术生产的副厂长徐桑楚最为积极，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这个病，解放后他的一位亲戚的两个孩子又都得了同样的病，一个死了，一个病得奄奄一息。徐桑楚一心想将《枯木逢春》打造成重点影片，特意把编导的重任交给了曾经拍摄出经典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著名导演郑君里。 　　可是，郑君里因在解放初期拍摄了《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对现实题材形成思想负担，一开始并不愿意接这部戏，经徐桑楚反复做工作总算勉强答应下来。不过，当他一旦置身其中进入工作状态后，马上精神大振。他认为，这个戏有头有尾，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性强，感人耐看，但剧本要作“主题拔高”的手术。早在第一次看完话剧演出后，他就在笔记本上写道：“这出戏使观众感兴趣的是一家子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看见了苦妹子和方冬哥之间的一些儿女之情，却更希望看到血吸虫病如何羁绊着广大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我希望影片能把视野扩大一些，更突出地写出血吸虫病同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此前，王炼已经对剧本修改了两稿，着重在于解决话剧本的“电影化”问题。这时，他接到上级命令要重返农村生活基地，郑君里只好接下改编工作。在与王炼握别时，郑君里坦言：“本来还想请你再改一稿的，有人提出‘剧本有思想性的问题’，现在只好我来接手了。我对生活、素材和剧本，都不如你熟悉，恐怕会遇到困难。”王炼乍听之下感到愕然与紧张：“思想性”的帽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十几年后他才明白，还是当时艺术创作中“左”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