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风筝》的“四个”世界.docVIP

《蓝风筝》的“四个”世界 　　[摘要]电影《蓝风筝》通过在场世界的历史性展现，结合象征、话外音等表现手段的运用，共同建构了“四个”世界，表现出对历史的反思与人性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蓝风筝》“四个”世界　反思　人性 　　 　　近年来，电影界突然刮起一股由在场者“原生态”叙述的风潮，追求亲历的真实客观，简约、散漫、随意的日常生活化以及旁观者的价值漠视，然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毕竟不似日常生活的毫无意义，因此在场者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如何表现出丰富隽永的意义世界，如何构架意义世界，成为导演面临的难题所在。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在影片《蓝风筝》(1992)中通过在场世界的历史性展现，结合象征、话外音等表现手段的运用，共同建构了“四个”世界，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的反思与人性意义的探索。 　　 　　一、原生态世界 　　 　　所谓“原生态”的叙述指影片所展现的世界以事物本原形态而不加改动地显现出来，构成一个原生态世界。《蓝风筝》选取了一个天真无知的儿童视角来极力消除意义，让日常生活世界在显现自身中敞开。原生态世界不加道德评价与价值衡量、无需怜悯与哀叹地进行叙事，形成冷峻、客观阴沉、无望甚至有点漠视的叙事风格。 　　整部影片取材于普通家庭的生活点滴，诸如恋爱、成家、照顾孩子、养家、孩子的玩耍、仰赖父母等，通过对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致刻画，随着画面叙述不厌其烦地逐步进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与态度越来越明晰。单一的家庭视角所见的却是整部中国当代史，平凡的生活蕴含着历史的厚重与哲学的蕴意，片中原生态世界包括两个方面的现实内容： 　　一是“我”不在场的世界描述。影片一开始就铺叙“我”出生之前，父亲林少龙与母亲陈树鹃结婚前后的场景情节，如朋友送礼、婚礼场面以及闹洞房等。父亲与母亲的结婚因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推迟十天，“我”的降生也相应顺延，斯大林的逝世只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出现在影片中，却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对于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干预力量，为以后日常生活政治化以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做了一定的铺垫，初步触及到影片所要揭示的意义。在“我”终于出现在现实时空的时候，导演并不满足于儿童在场视角所构成的现实世界，而是避开“我”的在场，直接展现叙述人物不在场的现实世界，丰富影片的内容。林少龙在图书馆的工作、在会议上被打成“右派”的情景以及林家其他人的故事叙述，都不是在年“我”的现场“参与”下进行客观叙述的。 　　二是“我”在场的现实场面。这是影片的主要内容。也是导演能否实现原生态叙述的关键所在。选取儿童视角，就意味着影片的主要内容放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与叙述，并让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示在观众面前。影片不造作、自然流畅、平实厚重，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讲述故土旧事，基调悲哀无奈，色块灰暗沉重，都与这种原生态的叙述风格密切相关。年幼无知的“我”作为在场者，恰好将所有人物，尤其是母亲的三任丈夫在三次历史运动中的命运作了原生态的描述。为了强化原生态的叙述风格，影片甚至干借助各种道具、生活现象、视觉效果等去建构一个无悲无喜的原生态世界。陈树鹃得知林少龙去世的消息，影片画面却出现停电的一幕，漆黑当中看不见其悲痛的表情，一切都留待观众自己的遐想与体味，用电重新恢复后，陈树鹃的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一丝丝无奈、无望遗留在那略显疲惫、悲伤的脸上，可再也不见她内心世界的波澜。 　　 　　二、象征世界 　　 　　应该说原生态的日常生活描述难以负载影片的哲学蕴意，致使影片不得不在日常生活的本真描述中夹杂着大量的象征符号，预示与暗含其中的深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蓝风筝》不似耐人寻味的小说，无法通过故事的叙述直接产生意义的冲击力，其象征符号的庞杂以及意义的深藏，减少了影片故事情节与视觉效果的冲击力，它似一首象征主义诗歌，其意义迷蒙飘忽，需要深层解读与对历史的亲身体验才能理解与体会其中蕴藏的意义。 　　在影片的象征性符号体系中，主要有两类，有的起提前暗示作用，有的则饱含寓义。 　　一类是利用自然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体系，包括天空的阴沉、破旧的街道、“我”出生时的大雨、甚至于自然光线等等。在影片开始时，出现职员名单前，就有一只蓝风筝漂浮在苍亮的银幕上，随着背景逐渐转暗，观众才看到风筝悬在低沉灰暗的天空中，镜头移动对准城镇最为常见、略显灰暗陈旧的街道，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现实，也奠定了影片的叙述基调。父亲林少龙与母亲陈树鹃在一个明朗天怀着明朗的心情走进婚姻的殿堂，而“我”的降生恰逢一场大雨，故取名林大雨，含蕴着许多始料不及、无可逃避的风雨大事。 　　另一类则为导演似乎有意为之的道具象征符号，如玩具马、红盖头、灯笼、大红标语条幅、蓝风筝等等。同事李国栋送工艺瓷器的玩具马作为林少龙与陈树鹃的结婚礼物，而玩具马的头身分离，却预示着林少龙的悲剧。洞房中，夫妻俩用红盖头相互取闹嬉戏。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