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老树绽新花.docVIP

《我这一辈子》老树绽新花 　　乘客并不知是在拍电影,以为真的遇上乞丐,连声斥道:“走开!走开!”隐身在一边的摄影师偷拍个正着,这个镜头后来用在影片末尾,加强了主人公年老而不幸的悲惨。 　　 　　“我”确有由来 　　 　　全国解放之初,私营电影公司曾与国营电影厂一起,为新中国电影起步作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力所能及的贡献。仅1950年出品的故事片,东影、北影、上影三大国营电影机构共有29部,私营电影公司则达31部,文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我这一辈子》即是其中优秀代表。它通过北平城里一个巡警“我”的所历所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自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旧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揭示了旧中国城市底层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影片取得成功,得益据以改编的老舍先生同名中篇小说提供的独到而厚实的基础。《我这一辈子》所以对“我”这样的巡警作出标准的悲剧式刻画,让一个能干、好强、努力、好心的人,一路走的都是下坡路,直至整个儿被毁掉,完全是依据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巡警职业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才传入中国的,其早期职责与现代警察、武装警察有很大不同,主要任务是在大街上巡逻站岗,管理对象是街面上的车马行人,不准在街上小便、打架吵嘴、赌博和偷窃,工作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给官面惹麻烦,又让大家过得去。当巡警也是“当差”,是官差中最低档的,一个月只领六块大洋,自己一个人包伙食要花去四块,只剩下两块养家。在清朝末年那个封闭的社会里,当“官差”就是为朝廷的当官者服务,包括无偿给官员“站门”。《我这一辈子》里的“我”由26岁起当巡警,直到46岁被开除,二十年中有六年左右是站门、看门、护院。在老舍的眼中,巡警和奴仆是划等号的,是被奴役者、被屈辱者和被剥削者,恰似小说里所形象描写的:“巡警和洋车夫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 　　据有关回忆,老舍在生活中曾与类似“我”这样的巡警有过交往。他于1934年在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时,一位在青岛警察局工作的巡官读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后,有感于书中人物对巡警的议论,特意请人引荐拜访,老舍与这位巡官聊了很久,引发他原先对北京巡警的记忆,于是着手酝酿写一部以巡警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即《我这一辈子》。后来返回北京正式动笔之前,老舍又专门与一位曾当过巡警的亲戚“二哥”有过长谈,“两人关在后院,不让侄子们去捣乱,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天。”此人名叫马海亭,正黄旗人,生在海淀黄亭子“蓟门烟树”碑附近,是老舍大舅的二儿子,多才多艺,舒家的任何大事,总是跑在第一个,到场后必定占据“总提调”的位置,还兼任“主掌勺”。这位“二哥”曾当过护军、糊棚匠、巡警,还到过门头沟淘煤矿,结果媳妇跟别人跑了,最后死在外地潦倒而终。《我这一辈子》中关于“我”的身世,就取材于其经历。马海亭私下对亲戚也说过这样的话:“我表弟(指老舍)什么都挺好,书也写得好,惟独有一样事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把我写进小说里去了呢?而且,是那件事。”所谓“那件事”即是指媳妇跑了。 　　 　　 　　“归功于石挥” 　　 　　老舍之子舒乙在谈及小说《我这一辈子》改编电影时曾说:“这部电影名气很大,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石挥的出众表演;不过,同名的电影的成功却格外反衬原著受到的清冷。”所以出现这种“清冷”的情况,固然与原著本身故事性不强、缺乏人物冲突不无关系,更为主要的还是人们对其所蕴藉的独到而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缺乏应有的认识与足够的重视。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挥能够倾其全部才华,以一个旧警察作为主人公,将《我这一辈子》成功搬上银幕,是难得而不易的。 　　在后来完成的影片片头字幕上,改编署名“杨柳青”,他是石挥的哥哥,石挥只是导演和主演。其实,杨柳青并不从事艺术创作,只是在改编电影剧本的过程中担任执笔,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石挥,改编本完全体现了他的意图和构思。石挥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在北京渡过,他说:“我小时候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这本《我这一辈子》自前清写到民国十年(1921),后面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写的时候想尽力保持原作精神……” 　　就在石挥埋首《我的一辈子》剧本改编之际,上海解放前夕迁居香港的文华公司老板吴性栽,来信动员石挥与摄影师黄绍芬等去港继续在那里拍电影,并且告知已经在香港落实了场地。已以崭新面貌加入人民电影事业行列的石挥,虽然对新生国家政权还知之不深,但期待并相信在新中国会有自己发展的更好空间,婉言谢绝了吴性栽的邀请。待到即将付诸拍摄,又因吴性栽不再投入资金文华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厂方欲保留小部分员工其余遣散但遭反对,只得开大锅饭供职工本人食用。这时,党和政府没有坐视不管,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