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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摘要]建安谈论之风是汉末清议至正始玄学的过渡阶段，其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点：文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以及书信体的文学批评样式。建安文学独抒情志与儒家诗教观并存的现象与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建安学术转型有关，汉末文士反对两汉经学的繁缛，希冀原始儒学精神的复归。 　　[关键词]建安谈论　建安文学　以气为文　书信谈论 　　 　　谈论之风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是士大夫阶层文化反思及干预社会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学术思潮与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之风即已大盛，士人或纵横游说、或著书立说，对后世思想文化及文体风貌影响深远。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或仗气使文、或妙于譬喻、或浮想联翩，可谓一时之盛。东汉末年。谈论之风开始兴起，同时诸多子书著作反映出当时士人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风尚，文学风貌也呈现出崇尚通脱、善辩骋辞的倾向。从汉末谈论发展至正始玄学，其间的过渡环节――建安谈论之风往往被忽视，建安谈论对文学整体风貌也有所影响。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风格，研究者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因素颇有阐发。但对更深层的文化因子却少有问津。从汉末谈论之风追溯建安文学发生的文化因子，或许会对整体而深入研究建安文学有所裨益。 　　 　　一 　　 　　与先秦辩论之风的游说骋辞不同，汉末桓、灵时期的谈论之风与当时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汉末谈风大体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李膺、陈蕃为首以及太学生为主的具有政治批判色彩的清议活动一是以郭泰、许劭等人为主，以品评人物、荐举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人伦品鉴风尚。前者打破了经学神学化的传统，士大夫的批判意识及怀疑精神日益显现后者则改变了士人审美及学术风气，玄儒结合、清虚超脱的人生境界开始彰显。如王充、仲长统等人批判世俗、评点时事，好言善辩之风促成了子书创作的繁盛，汉末文风也开始由简趋繁、由质趋丽。又如蔡邕等人碑文的兴起，与当时的品评人物之风也不无关系。由于对个体才性的重视，谈论辩驳中老庄思想日益蔓生，张衡等人的赋体创作力求摆脱铺张板滞的汉大赋文体的束缚，终于出现了像《归田赋》这样抒发个体情志的赋作。 　　汉末党锢事件的爆发导致了清议运动的湮灭。而不具政治性意味的人伦品鉴活动却得以延续。汉末谈论逐步演变为内容广泛、具有娱乐性质的建安宫廷谈论。引导汉末谈论演变的过渡性人物是孔融。孔融可谓开启建安文风趋向通脱之先行者，而其文风也受到汉末谈论的影响。孔融少年时代就曾拜访当时清议名流李膺，李膺大笑而品目之曰：“高明未必伟器。”这似对孔融少年早慧的赞誉，同时也洞察出其人格偏执的一面。《后汉书?孔融传》对孔融就有如是评价：“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好发偏至之辞，除体现孔融个性特点及其对曹操的不满外，同时也可知见早年清议之风对孔融的影响尚存。刘勰云：“孔融气盛于为笔”，孔融气势豪迈、语词激荡的文风是和其受清议名士爽直峻切的人格影响分不开的。而孔融书信散文妙于譬喻、生动清雅的风格又恰是继承了汉末人物品评的余绪。如孔融《与韦修甫书》曰：“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貌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元将与仲将兄弟是韦修甫的二子，孔融分别品目之为渊雅及文敏，可谓善于察人“不意双珠，近由老蚌”此类妙喻，更是调侃中寓生动，开启魏晋清谈善于清辞妙句之先河。除文风外，汉末谈论中注重品目才性也导致士人重性情而张扬个性。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此时的人物品评活动对偏至之才也大加赞许，孔融就曾以“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来荐举祢衡。崇尚才性偏至而非圣人完美之人格，体现出建安初期注重个体真实情性的一面。及至建安中后期，上至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下至边让、祢衡之流“心通性达，口辩辞长。”《后汉书?边让传》)，又有建安七子“清谈同日夕，情?_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建安谈论显现出诸多新的特点谈论话题由注重现实批判及才性品鉴转向历史人物品评、文学评论及娱乐性闲谈谈论场地由太学或乡里转变为宴饮场合及宫廷场所；谈论方式由一人品评变为同一话题的多人参与，并从剑拔弩张的辩论与对峙变为清雅闲适的书信交流及诗酒唱和；谈论的内涵从主观性强、依据不足变为理论色彩渐浓、引经据典的论证……诸如此类变化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 　　 　　有关建安文学之新变。前辈诸贤已有论述，如钱穆先生《读》一文云： 　　逮及建安，王仲宣《登楼赋》一出，而始格貌全新，体态异旧。此犹美人罢宴，卸冠佩，洗芳泽，轻装宜体，颦笑呈真。虽若典重有减。而实气韵生动。自此以降罔野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