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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基础教育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的理论创新 “新基础教育”具有典型意义。本辑推出的6篇文章，尽管视角、风格各异，但共同之处都在于：力图把以“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为标识的“新基础教育”置于理论坐标系和世界坐标系之中，在不同的层面上，回答两大问题，即它作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形成了何种“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我们相信，无论是“理论贡献”，还是“中国贡献”，都既具有“时代意义”，是这个时代的教育改革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发出的时代之声，作出的时代贡献；也有“世界意义”，它是中国教育改革者带来的只有“在中国”的教育改革，才可能带来的思考与经验，并因此深刻影响世界教育改革的格局。如何策划、引领变革，如何消解变革所催生出的诸多矛盾，如何在学校日常研究性变革实践中提升领导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是变革时代学校领导与管理遇到的新挑战。“新基础教育”对于学校领导与管理这一领域的诸多认识与表达，既指向对“学校变革”的领导与管理，也指向“学校领导与管理”自身在学校变革历程中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说，“新基础教育”在学校领导与管理领域的研究，既创生了反映中国经验的学校变革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创生了新的学校变革研究方法论。一学校领导与管理变革的前提性认识在一个变革日益频繁的时代，学校领导与管理不仅面临如何领导和管理变革的课题，而且也面临主体及其实践自身变革的课题，这种自身卷入其中的变革历程，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学校变革的复杂性，也对学校领导与管理主体的智慧和专业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基础教育”在长达二十多年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构建、交互生成式的变革性“研究·实践”中，逐渐凝练出了关于学校领导与管理的前提性认识。1逻辑前提：学校是基础教育变革的基本单位以学校为基础教育变革的基本单位，是“新基础教育”研究确立的关于学校变革问题的重要逻辑前提。在对“期望构建的新型学校的整体形态与特质”的“蓝图设计”中，“新基础教育”的首倡者叶澜将“重心下移”作为新型学校五大特质之一。在学校领导与管理维度上，重心下移不仅意味着承认并尊重学校作为专业性教育机构、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对学校教育实践的自主管理权，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建设起能让广大师生参与学校发展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改变学校教育行政中科层制与金字塔的结构。基于“重心下移”的学校变革设计与实践，固然涉及学校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最核心的聚焦点，则是学校内生变革力的培育。受制于科层制的集权管理模式，我国中小学管理中普遍存在管理层级多、权力上收、学校办学自主性偏弱、变革内生力不足等问题。如果说，在依循常规运行阶段，学校管理的工作重心是依规范与秩序运行，那么在变革阶段，“价值领导”“决策规划”“秩序重建”等新课题则会凸显成为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核心命题。学校变革最核心最持久的力量，一定是学校的内生力量。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古得莱得在对学校变革项目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把学校的概念抽象化”是自上而下的、外部驱动的学校变革的最大问题。一个被严重忽略的“教育常识”是，“学校和它的教育工作与国家体系中其他的机构很不相同，甚至学校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没有一个通用的指南可以用来指导所有学校的工作”。因此，无论是教育决策，还是教育学术研究，抑或是教育变革实践，重新确立“以学校为教育变革基本单位”的理念，这应当是学校变革研究与实践的前提性认识。近年来，家长、社会对高品质教育的需求与学校所能够提供的教育服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实践尽管受到诸多外部力量的极大制约，但学校变革的领导、管理与日常教育教学实践，应当主要由校长和教师共同承担，这依然是一个基本事实。由此出发，造成目前大部分学校变革内生力不足的原因虽不是唯一，但主要应该归因于学校内部的主体状态。可以说，学校变革内生力的开发与培育，不仅是面对不断更新和提升的教育需求的一种因应性策略，也是当今中国学校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生态中“学会生存”的问题，是学校通过转型性变革实现自身时代再生的问题。2成事成人：学校领导与管理的价值观重建近年来，对学校教育“目中无人”现象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对原本应当持存“以人为本”理念的学校教育之异化问题的批判。变革中的学校领导与管理，如何合理地处理“人”与“事”的关系，这既是一个老的管理难题，也是变革新生态中催生出的新挑战。“新基础教育”在学校领导与管理的价值观层面强调“成人”与“成事”的内在统一和相互融通，这是学校变革背景下领导与管理价值观在目的与手段关系意义上实现双向转换与统一的创造性表达。这一表达既突出了“成人”与“成事”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呈现出了对二者在增量发展中实现双向转化的期待。“新基础教育”将这种新的关系态，通过“在成事中成人，用成人促成事”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在这里，“成人”与“成事”并不存在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