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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转型期中国电影的失语症 　　摘要：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正处于从政治宣传工具到文化产业转型的艰难期并患有严重的失语症。中国电影应尽早从话语转型期的失语症中挣脱出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关键词：话语转型期　中国电影　失语症 　　 　　中国电影在21世纪初依然徘徊在茫然之中。中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文化从权威话语到个人叙事、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转型都远未完成，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电影从政治宣传工具到文化产业转型的步履维艰，患了严重的失语症。 　　以下我们将通过具体电影作品的分析来感受新文化体制诞生之前的阵痛。 　　 　　一、“主旋律”电影的话语转型 　　 　　具有浓重的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导向色彩的“主旋律”影片虽然大多无法进入受众视野，但还是有几部成功地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佳绩，如：《大决战》、《开国大典》、《周恩来》、《焦裕禄》、《我的1919》……排除其靠行政指令组织观众获得票房的因素，这些电影自身依然有其成功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权威话语的自觉转型――“与时俱进”――出现大众化、平民化的倾向。 　　《大决战》、《开国大典》等战争史诗片的成功最为明显。这些新战争史诗片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以及“样板戏”等经典叙事，而是有意采用了淡化意识形态说教、淡化对正面人物的美化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来重构经典叙事的策略。出现了人物形象平民化、高调主题低调处理、从特殊道德相扑编导的转化、情节塑造煽情性等倾向。这种策略成功地减轻了权威叙事有可能在受众内心引起的疲倦乃至反感。但这类影片并没能创造出新的定型的类型片，而是在几年之内便淡出市场，原因在于这类影片终究不过是权威话语弱化时代权威叙事的一个荡漾的余波，满足的是被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教育大的老一代人的怀旧心理，而世界急速变幻，怀旧注定无法持久。 　　能引起新一代人注意的“主旋律”电影以《我的1919》为代表。这部电影秉承《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精神，虚构了一个1919年巴黎和会的神话。在《我的1919》中。巴黎和会并不是一段中国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反而成了中国代表据理力争表现民族气节和尊严的伟大故事。更有甚者，当时法国是发达国家，中国已是民不聊生，而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中国代表接济法国女人，还赢得了异国美人的爱情。应该说，这部影片满足了极度民族自卑感导致的脆弱的民族自傲，可惜由于篡改历史太过严重，市场操作不得力，所以反响平平。 　　“主旋律”影片难以被预期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所宣扬的牺牲个人意识成全国家意识的观念很难被个人认同。这类影片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个人英雄主义如何与集体意识结合。 　　 　　二、“娱乐片”左右逢迎的窘境 　　 　　娱乐片应该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唯其如此才有市场，但这些观念无疑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在现有的电影管理体制下，中国的娱乐片无法像港台和欧美一样轻松地彻底娱乐化，所以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谄媚大众之间艰难地左右逢迎。 　　冯小刚以《甲方乙方》开始其贺岁片生涯，最终成了中国电影界少有的能保证票房的导演。但我们仔细观赏他的作品，其中左右逢迎的苦衷比比皆是。《甲方乙方》中有一个情节讲：为了学雷锋，剧中人物上街去四处捧人，通过吹嘘他人让陌生人感受快乐。这在电影里完全是一个响应居委会号召的温情脉脉的搞笑段落，而在王朔原著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里，这个情节却是一个嘲讽虚伪道德的段落。这种改编把王朔一部讽刺作品彻底改编成毫无意识形态痕迹，只是为搞笑而搞笑的闹剧。但《甲方乙方》在市场上依然获得成功。这也说明在一个文化真空的环境里。电影受众是多么渴望哪怕是那么一点机智和犀利的智慧，在处处充满“主旋律”的时代，受众是多么渴望哪怕有一点不同声音的“辅旋律”。 　　在《天下无贼》中。这种牵强地为了适应主流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改编更是显得生硬。这部电影本应该讲述两伙盗贼夺宝的精彩故事，通过把大盗浪漫化而使受众感到一种超越体制束缚的兴奋与快乐。在这种类型片里，警方注定是无能的，而盗贼却是足智多谋、神通广大的。然而在《天下无贼》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故事。在这部电影里，盗贼不是浪漫的超越体制的英雄，而是彻底成了体制的维护者――做好人好事的“学雷锋贼”!两伙盗贼争夺的不是巨宝，而不过是区区几万元人民币，刘德华甚至在喇嘛庙里偷手机，这根本就不是浪漫的江洋大盗所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偷小摸罢了!相比之下，警方是神通广大的，是从一开始就把小贼们个个掌握在手心的如来佛祖!尽管《天下无贼》对主流意识形态处处迎合，但依然取得了较高的票房。这一方面是因为冯小刚的个人品牌，一方面也是这个题材毕竟有其本身的诱惑力。 　　中国娱乐片的另一大类型片是武侠片。这里我们以影片《英雄》为例，《英雄》是张艺谋艳羡李安之作。与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