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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从心的改编 　　[摘要]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赵氏孤儿》与已有的两个现代话剧版相比，故事编排不够周密，人物定位模糊。陈凯歌导演试图抛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却在影片中既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又显得矛盾重重，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其探索与尝试，在改编古代经典作品之风盛行的当下，值得后人审视。 　　[关键词] 《赵氏孤儿》 改编 比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14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已然流传了千年，其间经历了从《左传》、《史记》到元杂剧的书面记载，以及从京剧、越剧、川剧等地方剧种到现代话剧的舞台演绎。而电影版《赵氏孤儿》的粉墨登场，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孤儿”再次注入了新鲜血液。仅从司马迁、纪君祥、孟小冬、田沁鑫、林兆华、陈凯歌这一连串大家的名字中，足以可见《赵氏孤儿》已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文化母题。每个时代的人都与之产生不同的共鸣，于是便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改编版本，使“孤儿”的身影在文学、戏剧戏曲、电影等领域随处可见。 　　关于赵氏族诛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但其中并没有所谓的忠义悲歌，有的只是统治阶层尔虞我诈的官场丑闻。直到司马迁笔下，托孤、救孤、抚孤、复仇这一主线才初具规模。而在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救孤，韩厥、公孙杵臼的舍生取义，孤儿的快意恩仇，与屠岸贾的凶残暴虐形成了鲜明对照，善与恶的较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以善与正义的不可战胜告终，充分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此后，这一传奇故事在近代也为各个地方剧种所青睐，主题大多还是围绕着“忠、信、义”而展开。2003年，几乎同时上演的两部话剧改编版《赵氏孤儿》，更全面地展现了春秋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丰富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将悲剧意蕴层层深入至历史、命运、人性冲突等各个方面，在传统伦理道德之中，融入了现代理性思考，引发观众关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及交融。2010年底，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版《赵氏孤儿》声称将颠覆古典戏剧的故事，打造全新的“孤儿”。作为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电影，度身定做的宏伟场景和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自然是一大卖点。但是更多的观众除了饱餐视觉盛宴之外，更关心的是这个“旧瓶”中被陈导装入了多少“新酒”，而这“新酒”的味道又如何，是否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陈导认为，原先故事里程婴的“义士”形象已经无法说服现代观众了。父母可以决定孩子的生死吗？受惠于他人牺牲而活下来的婴孩，天生要背负这样的伦理包袱吗？日常生活会消磨甚至消除仇恨吗？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会使人们对原本那个是非善恶泾渭分明的故事提出质疑。于是，陈导将重塑的重点放到了程婴身上，将他从忠肝义胆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普通百姓。可以说，相较于两个话剧版本将颠覆重心放在孤儿身上而言，陈导的这一改编也算是有点新意，为诠释这个经典故事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影片前半部中精心设计了各种“机缘巧合”，使程婴一步步地被卷入赵氏族诛事件，并且在阴差阳错之下，被逼牺牲了妻儿，救下了赵孤。而后半部中，程婴养育赵孤和复仇的动机也从原本的报效家主，变成了替自己儿子报仇。他带着孤儿投靠在仇人门下，并让屠岸贾收孤儿为义子，让他们相亲相爱，直到孤儿长大成人，再“告诉他（屠岸贾），他（孤儿）是谁，我（程婴）是谁”，若非如此，“我的儿子就白死了”。在陈导眼中，元杂剧版里的那个程婴“是反人性的”。关于程婴最让他感动的地方，他说：“程婴这个人特别有力量，他和屠岸贾可以说是血海深仇，但是他在抚养赵孤长大成人期间，还是老老实实过他老百姓的日子，平和地面对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没有让仇恨扭曲自己，也没有因为想要报仇，而把赵家的孩子当成复仇的利器。”[1]可以说，陈导对于草根生命、平民价值的看重包含着他想传达的人文关怀，可是在具体的情节以及细节处理中，却频频出现漏洞。那个他口中的草根程婴，在宫廷政变、搜孤救孤中表现得还算比较真实、自然。在公孙府搜孤一节中，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面临了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2]可是，前半部的草根程婴，在后半部中，虽然同样继续走着平民路线，可是在他身上，很难再找出闪光点，与陈导对人物的设定也有出入，尤其是在全剧的高潮即结尾部分的处理上。程婴最终有没有复仇？是按照原计划利用孤儿复了仇，还是自己复了仇？或是像话剧版那样，在复不复仇的问题上有所颠覆和深究？出人意料的是，陈导最终还是选择了将故事收尾于快意恩仇。孤儿在得知真相后，对养育自己十五年的义父拔刀相向却力所难敌，程婴挺身而出让屠岸贾杀了自己，屠岸贾在一剑命中程婴的同时，也被孤儿刺中，两位父亲双双倒下。本以为电影在此，或是再描绘一下孤儿此时此刻的心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