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房地产商倾力打造利润的回报与良心的责任.docVIP

十大房地产商倾力打造利润的回报与良心的责任，哪一个更重要？资本的意志与老板的意志，到底该听谁的？ 　　生存和责任：企业家在中国文.余世存 　　为什么企业家要有责任？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人们的心目中，企业家跟权 力精英、知识精英一样属于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理应对社会有责任感。理论甚至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权力资本、货币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持有者那里(正好是官、产、学精英)有某种相通性，他们同质而可以互换。法国的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因此称企业家和文人学者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但这位大师显然落后于我们时代了。因为在今天，尤其不能说企业精英地位是低的。比尔盖茨、孙正义、杨致远们的光芒早已盖过了克林顿或日本任一位短命的首相，中国的年轻人近年来追星的对象不仅是影视明星也是比尔盖茨那样成功的企业明星，企业成功人士的地位并不低。在2000年亚洲周刊评出的亚洲前五十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李嘉诚也是高居榜首，远比亚洲各国的政治家们更有影响。因此，说企业家们要有社会责任感，的确是不需要多少论证的。 　　不同的在于，人们对企业家担当什么样的责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例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希望企业家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人们希望企业家多起来，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就会迈入一个新阶段；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则希望企业家们能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能为环保事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责任；近两年来，在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又只是期望企业家能把企业救活就算尽了责任，很多地方长官对企业家像供菩萨一样，希望后者发大善，行大能，对亏损或行将倒闭的国有企业救死扶伤，使当地经济繁荣起来，此之谓“能人经济”。从空泛的责任到具体的责任，从宏大的要求到微小的请求，从社会发展到企业利润，人们的责任意识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也说明我们社会对企业家要求的广泛性，也说明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并不正常。这也是我今天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至今未能以平常的态度对待企业家。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社会的重心转为经济建设，在不知不觉中，经济决定论的思维又影响了我们。理论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用说了，经济学家成了我们社会的宠儿，人们以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能使我们富强起来。实践中，企业家的地位也突出出来，人们给了企业家们太多的荣誉，希望企业家们能带动经济的发展，甚至能振兴文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人们反过来希望企业家能捐助社会文化事业，能做某本快倒闭的文学杂志的理事，似乎只要企业家一介入，文学事业也会繁荣，甚至会出现伟大的作品。这种表面上恭维企业家的做法并不能消除人们骨子里对企业家的轻视。因为中国人向来对人缺乏同情的理解，何况这又是有悠久的轻商抑商传统的国家。人们不看一个企业家成长起来所付出的代价，甚至常人难以付出的努力，人们只看重他的投机，只怀疑他的合法正当。以至于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社会上普遍对企业家的评价不是很高。企业家自己也很心虚，稍会装点的，就会证明自己也是很有文化的，不是一般的商人，是儒商；稍有实力的，就会办一份企业内刊，表明自己确实是有文化眼光的，自己在营造企业文化。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社会尚未做好各种准备给他们提供社会地位。待到微软的神话起来，虚拟经济招摇于市，企业家在中国再一次成为关注的对象。人们似乎为企业家们的呼风唤雨之能之术眼花缭乱。企业家开始向社会发出独立的声音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甚至自己的陈芝麻烂谷子也成为报刊报道的对象，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成为了生活方式。在人们觉得做任何一种打工者都不踏实后，只有企业家(无论是董事长还是职业经理人之类的高级打工者)是他们所羡慕的。人们几乎忘记了该向企业家提要求了。企业家们也有些忘乎所以了，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成功的同义语，社会上只有他们存在，社会只会给他们鲜花、荣誉和掌声。较真起来说，这跟以前一样，企业家们在社会上活得太紧张了，他们跟生活跟社会的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他们无法停步从容，他们只能顾及生存，并不断地要证实自己生存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的角色。 中国的社会学家们曾经说，这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他们的抱怨是文雅的，也许正确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缺乏责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时代还在转型还在飞速变化的过程中，其实紧张于生存的何止企业家们，各个阶层都在发出声音，所谓“众神喧哗”，但如前说，只是出位之思出位之声，而未能各安其位以尽责任。就企业家来说，他们比影视明星比知识分子还要频繁地露面，“出风头”，也许是不正常的，也许只是张朝阳或柳传志那样的社会活动家或形象大使。他们更多的精力应是在企业中做实事，在社会上做实事。因为，随着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许多问题将离不开企业家的参与。地方就业、环保、反贫困、社会秩序、正义、公益……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