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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系统论 　　区域音乐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面向新对象和运用新方法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区域音乐研究不再是针对某个乐种、歌种、剧种、舞种的研究，而是一个区域所有的传统音乐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区域音乐研究采用的不再是单独的描述、考据、调查、比较的研究方法，而是整体性的普查、综合性的描述、系统性的分析研究方法。区域音乐研究并非概念形式的翻新，而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实际需要；区域音乐既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项研究内容，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种方法。 　　一、区域音乐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民族音乐学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民族音乐学”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领域流行，为当时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注入了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以乔建中、苗晶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们，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和方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实际结合起来，着手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呈地域性分布的问题，提出了“民歌色彩区”和“地理音乐学”等新概念。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非欧洲主流社会的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文化种群中的传统音乐，这种音乐往往是自成体系的单个音乐现象或单个音乐品种。用欧洲音乐的话语系统将其描述出来，或者以欧洲音乐作为参照系进行比较性的研究，进而考察这种音乐产生的文化和自然背景，分析这种音乐为何如此的原因及这种音乐本身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体系。 　　然而，中国传统音乐既不是地处边远人口稀少的民族音乐，也不是濒临消失的文化种群中的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所在的区域辽阔，覆盖的人口众多；而且，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悠久、品种之多，不同音乐品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音乐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所以，一般用于单一音乐现象或单一音乐品种研究的民族音乐学，当面对中国传统音乐这个庞大体系时，其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和难以驾驭，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也就需要作因地制宜的改造。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三十年，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习引进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的十年间，涌现出了乔建中、王耀华、沈恰、杜亚雄、俞人豪等一大批学者群体，他们致力于民族音乐学的宣传、介绍、引进，并有意识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对部分中国传统音乐品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第二阶段是运用提高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０的十年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在民族音乐学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等专业方向的旗号下，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许多研究生直接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是分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这个阶段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出现了分化发展的局面。民族音乐学的分化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坚持民族音乐学原初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坚持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自然地理背景下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个案研究，坚持民族音乐学的音乐学科本位；第二，侧重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背景研究，学科归属由音乐学迁移到人类学或民族学，学科称谓也由“民族音乐学”置换为“音乐人类学”；第三，基于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公式化”倾向和对“音乐人类学”远离音乐而去的批评，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和中国传统音乐品种的个案研究，放弃“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等外来的学科称谓，而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为自己的学科旗帜。 　　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所采用的分析研究，都没有脱离１６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奠定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的事物；然而这种分析与研究的方法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实践时，由于不能如实地说明对象的整体性，不能反映各种音乐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适应认识具体的音乐事项，而不胜任于复杂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将系统论引入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则不仅可以弥补笛卡尔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的局限，而且还可以把“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等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整合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系统论研究方法，运用了系统论研究方法的区域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所以，区域音乐研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二、区域音乐是需要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对象 　　中国传统音乐的体系庞大，不同区域的传统音乐彼此差异性较大，而同一区域的传统音乐虽然表]形式、结构方式也有较大的不同，但是都毫无例外地具有某些共性联系，这就使得区域音乐研究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