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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迎合还是坚守 　　如果说到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我们不能不提到张艺谋。不能不想到《红高粱》这部影片。这是一部张扬个性,诠释生命的影片,讲述一个爱恨交织的故事。本片中,导演大胆的使用了红色:红衣裳、红盖头、红轿子、红高粱、红高粱酒,红色的鲜血以及红色的太阳。导演就是要以一场红色风暴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释放出粗犷,野性,激情,渴望以及喜悦。正是这部电影, 1988年,征服了评委,也征服了世界。中国人第一次拿到了国际性大奖――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也正是这部电影,使世界开始关注中国新电影。 　　注重对色彩的运用,强调影视语言,突出所表达的情绪,成为张艺谋影片的风格。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屋檐下的红灯笼、四太太周琦穿着鲜红的衣服与形同古堡式的大院――陈宅的灰黑形成对比,令人感到压抑。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设计,强化了氛围,渲染了影片的主题效果。展现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制,挖掘那种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以及无法摆脱的命运归宿。 　　关注现实,力图客观真实地表现社会,表现现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展示人物个性特点是张艺谋作品的另一个风格特点。《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这些作品故事真实可信,人物个性沿袭了《红高粱》中,我奶奶,我爷爷的人物的倔强、执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特点,俗中见雅,雅俗共赏,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文化知识水平高,还是低的人都能够欣赏,引起共鸣。 　　这些影片在世界人面前展示了中国导演的实力,代表了中国主流电影的水平。奠定了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在中国影坛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随着电影日渐商业化、产业化,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开始的探索却令人失望。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也像小说、诗歌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的分流,电影票价的大幅增长,观众日渐减少。新世纪的到来,我们国家国力不断增强,各级政府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和院线的产业化经营,这样就使的电影的投入有了充裕的资金。电影高科技手段的运用,音响效果的逼真还原,电影本身的魅力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影院,特别是 80后、90后青年观众成为电影消费的主流群体。他们整体上文化水平比较高,观念新,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从电影本身来说,风格、题材、样式也是千姿百态,中国的、外国的、古装的、现代的,武打的、言情的各展风采。国产片,特别是贺岁剧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另一个方面,毋庸置疑,美国大片的光影效果,高科技带来的造梦般的视觉冲击,令中国人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电影市场回暖,电影票房不断创出新高。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让我们为电影的春天到来感到欣慰的同时,对我国电影的发展现状,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导演与国际接轨,拍摄出来的一系列声势浩大,巨额投资的大片却感到遗憾和担忧。 　　与国际接轨,拍摄出中国的商业大片,占领世界电影市场,是中国导演的梦想和追求,也是中国亿万观众的呼声。在此背景下,动辄号称耗资上亿的《十面埋伏》、《英雄》、《无极》、《夜宴》、《天地英雄》等许多大片应运而生。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电影是主题灵魂的玄而又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表面化的铺张豪华掩盖着实质内容的虚弱。那些貌似大片的电影像一个个吹大了氢气球,外表华丽,空洞无物。那些曾经体现着导演对民族文化的解析,透视着其深刻的人文关怀情结的影片的核不见了。他们曾经的艺术感觉在商业化面前沉沦了,票房成为唯一的目的。不再关注一部影片是否触动心灵,而只看大场面是否热闹;不再关注演员表演功力,对角色丝丝入扣的细腻的把握,对剧作的诠释。不再关注演员能不能胜任角色,符不符合人物形象,而是看演员有没有知名度;情结东拼西凑,细节漏洞百出;情感戏动不动就是狂吻和半裸;各种形式的炒作,花边新闻,绯闻轶事,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媒体跟着推波助澜,不断发出“近年来最好的影片,进军奥斯卡金像奖的中国大片。”,动不动就预言“将成为冲刺票房的一匹黑马。”等令人汗颜之语。 　　那么,我们看看观众对《十面埋伏》的评论:巨大的宣传与巨大的期待形成巨大的落差,落差之间,观众的口水形成了“黄果树瀑布”。《十面埋伏》是部商业片。商业片无罪,可是,不要让它成为“伤业片”。 　　我们再看看《三枪拍案惊奇》观众的评论:《三枪》基本上就是段子、小品加杂技。张艺谋也许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电影了。人家是说学逗唱样样精,他是连滚带爬嫌不够。 　　如果一部影片导演只看重形式,结构,演员不在角色塑造上下功夫,肯定不能制作出一流电影,更可怕的是其盛名之下,令推崇他的观众一次次的失望。那不是对一个人的失望,而是对中国电影的担忧。 　　巴尔扎克曾经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作为电影和电视剧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工具,它同样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