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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沟通：政府组织传播新力量 　　2008年10月29日,一篇关于“北京来的高官”在深圳某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童,并与其父母发生纠纷的帖子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关注。据受害小女孩称,她好心为一名50多岁的伯伯指路,没想到却遭伯伯欺负,在洗手间门口被其紧紧掐住脖子,并往洗手间里拖,幸亏自己逃脱及时。面对小女孩父母随后的斥责,该男子不以为耻,反而口出狂言,表明自己是北京派来的高官,随后扬言要“收拾”敢同他斗的人,还想用钱摆平一切。 　　此事经过互联网爆料后,无数网友加入到愤怒声讨的浪潮中,人肉搜索再次发挥威力,网友指正这名男子就是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此后,林嘉祥暴力侵犯并涉嫌猥亵女童后的疯狂语录,激起了网络公众舆论的指责。 　　网络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模式是“强政府弱社会”,“全能政府”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包揽了一切经济社会事务,公共权力是最终决定的力量,起着支配和主导的作用。①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团体的分化,中国的社会发育程度逐步提高。特别是在网络上,社会公众对公共危机事件、官员权力寻租、行政不透明等公共权力问题越来越关注。类似的现实社会本身的矛盾很快在网上形成了舆论热点。 　　在“林嘉祥事件”发生两天后,当平面媒体还没有大肆报道之前,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林嘉祥已被停职,交通部调查组已抵达深圳调查该事件。深圳海事局副局长王建华说:“网络对事件的关注,将促进我们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管理,这个事件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这充分体现了网络传播的力量,在民意越发集中的时刻,让有关部门不得不及时作出决策。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并且影响着执政者的决策。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与政府组织之间沟通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 　　互联网在中国诞生至今已十余年,网民以几何倍数递增。据统计,中国网民数已经超过3亿人,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首位的网络大国。②互联网这种新兴交流渠道因信息量大、即时性好、容易组织、交流范围广,在中国政治生态里已有了一席之地。通过键盘和鼠标参与重大事件、表达自身诉求,也成为愈来愈多中国网民习惯的政治沟通方式,而网络民意对外部现实世界施加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2008年6月20日,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首次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尽管20分钟左右的在线交流时间很短,但他利用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化沟通媒介的象征意义却非同寻常,可谓对互联网传播渠道的一种无声肯定。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明确表示“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可以说,胡锦涛对网络的高度评价,不仅说明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广泛代表民意的聚集地,也说明利用互联网建立沟通新渠道,是政府组织传播的重要途径。 　　网络不仅仅是因为其快捷性、互动性、海量信息等特有的优势,更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公众表达”,更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使得网络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成为政府组织传播机制的重要部分。 　　首先,网络消隐了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为平等对话打下基础。现实生活中,权力的不平等使信息沟通变得艰难。管理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往往横亘着交流的鸿沟,常使信息遭遇失真和屏蔽。而网络渠道上的管理者,只是网络终端的普通使用者。技术的平等性消解了金字塔尖到地面的落差和距离。这使领导人可以越过官僚体系的层层信息筛选直面民意。这种透明的交流,是其他获知民意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普通民众亦可能在获得平等地位之后,褪去权力的怯意,畅所欲言。 　　其次,网络的方便快捷使公众更加愿意参与对话。在现实中,往往由于沟通的成本高昂,公众主体缺失频频出现。在政治的宏大视角里,人民只是概念。而网络将抽象的公众,变成具象的个体。如果可能,他的喜怒哀乐,将通过网络真实传递,政治家们将不再与现实疏离。 　　再次,网络渠道增加了政治对话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可以说,就是因为广大网民的认真参与,才让相关政府部门迅速及时调查真相,处分违纪官员,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 　　然而,当前的政府组织和公众之间的网络传播机制还不够完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某些政府组织还没有充分重视网络渠道,缺乏沟通和对话的意识。甚至有一些执政者患有“网络恐惧症”,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看做公众单方受益,甚至对网络发言者打击报复。另一方面,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果不能给予合理的规范和引导,也容易引起负面效果。 　　例如,在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事件中,正是网民的“人肉搜索”让其曝光在公众的眼球之中,使得深圳市公安局在从未遇到过的“社会放大镜”下,快速公布了调查结果,凸显了网络的正面力量。但是,在深圳警方没有作出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