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那五个黄昏.docVIP

五十年前，那五个黄昏 　　在一个人的坟墓上，不要写他曾经是个什么人，而应当写他本来可以成为什么人。 　　这是话剧《五个黄昏》中颇为耐人寻味的一句台词。该剧诞生于1958年前苏联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长期以来存在争议。因此，此次俄罗斯圣彼得堡青年艺术剧院携该剧献演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主题：不只是爱情 　　 　　《五个黄昏》叙述的是一对中年男女久别重逢的悲喜恋歌。远在北极林区的卡车司机伊里因和列宁格勒的单身女人塔玛拉是一对昔日恋人，“二战”使两人分手17载。伊里故地重游，旧情难抑，贸然闯入早年租赁的旧居寻找塔玛拉。两人经过五个黄昏及晚上的情感与道德的探索，最终达到新的理解并获得幸福。 　　从表面来看，这是一个关于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故事。难怪前苏联五大导演之一的叶弗列莫夫当年在“现代人”剧院排演该剧时，最初将主题定为“爱情使人重生”，于是，整个舞台布景都呈天蓝色，看来显得非常真诚、高尚，彩排时，演员个个泣不成声。 　　但这样的处理遭到了作者的坚决反对。于是，天蓝色换成了一色的灰。 　　叶弗列莫夫后来才明白剧本的真实意图――每个人身上都有好的品质，它使得每个人对自己充满信心。什么是“好的品质”？按伊里因的话说就是，人不应当装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的本色。这出戏的全部戏剧性，与其说是男女主人公相互探索、考验对于爱情的信念，莫如说是表现主人公在爱情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之间，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真我的本色。这出戏站在了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像伊里因这样的“小人物”致敬――人格的尊严比什么都珍贵，而人格的高低绝不是以人的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为标杆的。也就是这一立意，使该剧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饱受非难。 　　如今事隔50年，圣彼得堡青年艺术剧院重演《五个黄昏》，有没有对剧本做什么“合乎时宜”的改动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五个黄昏》的剧作者亚历山大?沃洛金。他在前苏联剧坛颇负盛名，与著名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罗卓夫、万比洛夫被誉为专事创作“道德伦理心理剧”的四大家。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编著出版的俄罗斯文科院校教科书《20世纪俄罗斯文学》如此评价这四位剧作家―― 　　这是绵延不息的“契诃夫剧派”，因为这些剧作家坚持用镜子反照人的内心，并满怀忧虑地记录甚至尝试解释社会道德被破坏的过程――“共产主义建设者们道德规范”的贬值。 　　沃洛金的剧作在我国鲜见上演，倒是由他根据自己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秋天的马拉松》于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上映时，曾获好评如潮。尽管“非政治化倾向”是沃洛金剧作的特色之一，但脱胎于“解冻思潮”期间的《五个黄昏》，多少带有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在此次演出中，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情节及细节、台词无一被遗漏。不仅如此，演出还增添了原剧本中没有的内容，即有意识地通过不断穿插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话外音以渲染特定的时代气氛。这不仅使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的思考与心理活动更加真实、生动，且使得人与时代以及处境之间的关系、“恪守”的主题更加具有历史的质感和深度。 　　 　　 　　结构：“边缘体”叙事 　　 　　如果说此次《五个黄昏》的演出在剧作内容上基本保持原汁原味的话，那么舞台形式的处理则使剧本的结构样式更具现代性。其实，沃洛金这位毕业于国立电影学院编剧系的剧作家在剧作形式上也是比较“离经叛道”的，他的剧本既不以分幕分场的方法结构情节，也不运用所谓倒叙闪回和意识流手法，而是强调表现从现实和生活长河中摄取的片断，即通过由一个个片断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流动感，来展现普通人心理活动的过程。因此，他的剧本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介于电影和小说之间的文体，他自称为“边缘体”剧本。 　　圣彼得堡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出，是在首尾以及五个黄昏之间穿插进一段段具有现代俄罗斯风格的节奏明快的歌舞表演。这样既能起到“间离”效果，又能与某些忧郁而抒情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别出心裁的是，在全剧演出过程中，一个拉手风琴的女演员虽不担任何角色，却几乎一直出现在观众面前――有时在舞台前沿的一侧，有时则在舞台后部一角。这位演员具有多重“功能”――时而像乐队，在一旁伴奏以烘托气氛；时而会被正在独白的角色做为交流对象；时而干脆就像是观众的化身，“零距离”关注着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到了幕间，她还会加入且歌且舞的行列之中…… 　　该剧的舞台设计极其简约，仅有几件家具，且一景到底。值得一提的是，开幕时在台口的那一排方凳的使用，无形中成了观众面前的第四堵墙，却不呆板。它们可以是演员似乎随意搬动的座位，也可以是不同空间的隔断。最出彩的是在全剧高潮即第五个黄昏，塔玛拉知道了伊里因离开自己的真相――他既渴望重新获得女友的爱情，又生怕她在知道自己的处境之后感到失望，但他更不愿意为此撒谎……于是她寻找伊里因，与此同时，伊里因也在为是否回到塔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