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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关系 　　一、引言 　　 　　近年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报刊审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8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审读工作的地位。之后，在面对我国报业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审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审读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92年，《报刊之友》创刊后开设了“审读探索”专栏，对审读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2000年4月，薛耀晗著《报刊审读初探》一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第一本关于报刊审读的书具有一定的开创价值，有评价称其出版“初步形成了报刊审读理论体系”。2008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首程的《报刊审读》一书，此书对我国报刊审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一番系统研究。按照王首程先生的定义，报刊审读是各级政府报刊管理部门组织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从报道原则、内容导向、编校质量和出版规范等方面对报刊出版物进行阅读，并提出分析与评价意见，供政府报刊管理部门决策思考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行政管理制度。唯一被收入CSSCI论文库中，与报刊审读相关的文章是2004年刊登于《中国出版》第11期，名为《大力加强报刊审读工作，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服务》的文章，作者就如何提高审读工作的整体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外，随着学界对媒介批评研究的日渐活跃，审读也由于和媒介批评千丝万缕的关系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审读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畴进行讨论，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这对概念依然未能明确区分，关于两者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认为报刊审读是媒介批评的一种具体形式、认为报刊审读不能作为媒介批评的表现形式及认为报刊审读不能简单地归人媒介批评的范畴。 　　作为学者们的一家之言，上述看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在文献的梳理中，笔者发现一些暧昧不清或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颇引人思考。由此可见，报刊审读之于媒介批评不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它的归属，关系到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体系，也关系到理论建构的基本问题。审读由报刊开始，因此，本文选择报刊审读作为研究对象，从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的概念及范式上，推而广之，对审读究竟是否属于媒介批评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 　　 　　报刊审读首次纳入媒介批评的轨道，源于刘建明先生的《媒介批评通论》。他认为“媒介管理的批评在内涵上和报刊审读有诸多重合之处，因此宣传部门的阅评就是报刊审读。”内涵上的诸多重合暂且不论，单看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的媒介批评的核心概念即“价值判断”与报刊审读的“评价意见”的相通之处，即知它缘何会被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而且两者都是成文后发挥效用，诸多审读文章通过网络等渠道发表之后，也是质量颇高的批评文本。但是，在对“媒介批评”自身概念不明晰、理论构建尚未完成之时，即把报刊审读冠以“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名，既不够有说服力，也没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讨论了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后，笔者也对两者的不同点进行了考量。 　　 　　三、媒介批评与报刊审读的不同点 　　 　　1、二者的主体地位不同 　　审读主体与审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审读机构有强大的支撑力量在支持。1988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对审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1990年11月，新闻出版署在重庆召开首届报刊审读工作研讨会，对审读的重要性、必要性、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研讨。2001年，通过全国报刊审读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审读工作的通知》的发布，报刊审读的重点、提高审读质量的方法、建立审读的网络系统等有了明确规定。2002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审读工作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都成立了报刊审读小组，陆续配置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读工作人员，并聘任了一批兼职审读专家，初步搭建了报刊审读网络。 　　2005年9月30日以前，报刊审读工作一直是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文件为指导。2005年12月1日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新修订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两个规定第一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审读在报刊管理中的地位，明确了审读工作的职责与程序。这使得报刊审读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大大提升，并由于制度的确立而成为报刊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报刊出版的行政依据和基本手段。 　　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指从事媒介批评的个人和组织。组织体系是监督和批评媒介的制度保证。西方的媒介批评组织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行业外的批评组织、媒介行业内部的批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