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青年影人叫江平.docVIP

有位青年影人叫江平 　　新世纪第二个春天来了，一位电影人似乎有点“火”。他叫江平，原本是学导演的，科班毕业，鬼使神差成了大导演吴贻弓的手下，做过第一届、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路先锋，后来当了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的艺术处长，再后来到永乐影视集团抓生产创作，担任了《黄河绝恋》《相约两千年》《说好不分手》《真心》《嗨，弗兰克》一堆片子的制片人和策划，业余时间还写了《红伶奇冤》《孽海恩怨》《梨园生死情》《滴血的秘密》好几部电影剧本…… 　　近日里张信哲和周迅主演的《烟雨红颜》演得如火如荼，一看字幕，才知道又是江平和小哥们妙笔生花之作；紧接着和刘新联合导演的电影《真情三人行》一经面市就被媒体称作“2002最大的催泪弹”……看来，江平值得一写。 　　“影视圈里大概很少有人不知道他，能编能导能演能制片能组织活动，好像啥都会”。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老师如是评价江平。 　　然而，不管作为国家二级导演，还是作为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副总裁，或是一名丈夫和父亲，江平都觉得自己是勤恳的，是无愧的。 　　江平很充实，所以，他是最快乐的。 　　孙道临老先生给他写过一个横幅：“快乐产生力量”。这句话特像江平。 　　白杨赠他的墨宝就四个字：“才情卓荦”，江平却吓得至今不敢去装裱。 　　于是，第一个疑惑在记者脑中产生：一个人扮演这么多生活角色，会不会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的措手不及的尴尬境遇呢？ 　　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当然不会！” 　　 　　撕下大字报的孩子 　　 　　熟知他的都能道出江平爱上电影事业的那段特殊经历。他的祖父算是徽商，几经辗转后落户在北京。曾外祖父是满清最后一位工部尚书，因此算起来，母亲要在过去也称得上是个格格。父亲是国家地图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反右”时糊里糊涂给弄了顶“帽子”。而恰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江平在“文革”中饱受苦难。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江平全家被下放到江苏南通。从“文革”开始他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对于那时五岁的江平来说，就像突然间从蜜缸掉进黄连堆里，饱尝人间冷暖。 　　被下放期间，江平的父母随身携带的只有几箱漂亮衣服和一大摞《大众电影》杂志。原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在小店铺中做着算账兼打酱油的杂工，母亲也从原来的民航总局幼儿园老师变为看自行车糊口，生活穷苦。惟独用旧缝纫机将随下放带来的西服和“布拉吉”改成小孩的服装才使江平兄妹看似稍许体面一些。平时家里一小碟萝卜干也只得被分成两顿吃。困苦的环境中，江平根本买不起小人书，便只能将父母带着的所有《大众电影》一遍又一遍地看，书都被翻烂了，一幅幅凝固的电影图片镌刻在江平脑海里。就在那时，他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随后的七十年代初期，《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电影成了江平的最爱，他几乎能将这些电影的台词都背下来。那时的他对电影是求知若渴的，看过一遍后总还想再看一遍，可当时五分钱一张电影票对贫困的他而言是沉重的负担。电影不能不看，于是他想到撕大字报卖纸赚钱来买电影票这个办法。“当时几乎什么也没有，就是大字报最多，满街满巷都是。”江平笑着感叹道。从那以后，才八九岁，他就白天拎着个破篮子，到大街上去撕大字报，有时还特意偷偷跟在贴大字报的红卫兵身后，躲在暗中看着，等别人刚贴完走后，他马上冒出来撕下大字报，一整张地撕下来拿去卖。满满一篮才卖两分半，有时往往要忙上一整天才能凑足五分去买一张电影票。 　　令他最感慨的是膝盖上的一条疤。因为小时候，公园里常常放映露天电影。他便在大黑后叫一些小伙伴一起爬墙溜进公园看电影。有一次刚爬到树上就被执勤人发现，一声吆喝把他吓了一大跳，惊恐之下从树上摔下来被树枝划破了皮肉，留下终身的印记。 　　 　　从“小红花”开始盛开的艺术事业 　　 　　8岁那年江平报考当时江苏负有盛名的一家“小红花”艺术团。以一曲《浑身是胆雄赳赳》征服了考场的所有老师。可是由于“右派”这顶冠在家庭成分上的帽子，“小红花”最终不敢对其录取，就在这时，让江平终生难忘的金笑兰老师拯救了他的事业。曾是“梅派名票”的金老师很看好小江平，认为江平完全可以作为“改造好的子女”来培养，于是便录取了他。之后，在“小红花”一呆就是六年，从小土匪、小炉匠这些跑龙套的小角色演起。1972年正式开始，一场“铁窗训子”使他成了《杜鹃山》中的雷刚。从此江平便一发不可收了。1981年20岁生日那天，江平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便是一个由话剧改编成的电视剧本，并且由他搬上了屏幕。从此之后他的影视道路虽不算一帆风顺，但也是从未间断过。在影视道路上的江平越走越宽，阅历一多，基础就厚实了，做出很多有质量的影视剧。《莲花庵》《今天我离休》《濠河边上的女人》《太阳升起》《张闻天》……有的是导演、有的是制片，拥抱“飞天”女神，伴随“金鹰”遨游，“金鸡”“百花”“华表”的领奖台上也几次出现他的身影。一次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