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docVIP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文化心理结构之考察 　　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学术分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脱胎于美国30年代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学者对于文化心理学的较早研究者要数李泽厚先生，他在1980年发表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认知范式，认为“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归根究底，本就是指在文化传统长期塑造下的人们心理中情理结构的特定状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然情欲和社会理性的不同比例、配置和关系的组合”。他对于文化心理结构的界定，更多是“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并得出“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密切相关”的重要结论。 　　因为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心理学科的支撑，中国学者对于文化心理结构的构成要素上多借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沿用欧洲“官能心理学”的将人的心理功能分为(理)智、情(感)、意(志)的三分法。如李泽厚认为文化心理结构“至少又可分出智力结构、意志结构和审美结构三大分支(知、情、意)，科学、道德和艺术是物态化的表现”。他认为汉民族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最终完成在汉代，主要以血缘关系、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为构成因素，其整体特征以实践理性为呈现模式。本文以李泽厚的研究模式为启发，从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人格追求的四个角度为进入，以古代文人雅俗音乐观念的矛盾心理为基点，试图探寻出中国古代文人的音乐文化心理模式。 　　 　　一、雅俗音乐文化的视角与缘由 　　 　　众所周知，人类是文化的生物，而文化又是人类的基本本质。作为意象构思与物态化活动的艺术创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而作为文化表述形式之一的音乐可能出现的时代更为久远。然而，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很多音乐原貌我们已无从知道，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承载的文化中窥探一二。笔者以为：文化心理结构是人类精神形体的骨架和核心，对其文化心理的追寻可以管窥出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生命的根本驱动力。 　　古代中国的“文化”主要指“以文教化”，《周易?贲卦》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见解，说明文化很早就承担了“文治教化”的功用，这就导致中国古代文化从其特性上，有着正统文化和非正统文化的区别，即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分野。雅文化也称精英文化、贵族文化，主要指社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居于精英地位的人所创造出的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因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常常被文献史籍所记载。俗文化又称平民文化，大多由下层平民所创造，与雅文化相对，甚至相悖，潜流于社会生活的文化。两种文化虽然泾渭分明，却又并行发展，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冲突、互相依存。艺术是文化领域里最敏感、最活跃的门类之一，而在音乐中，雅与俗的碰撞与融合则表现得更为显著，甚至就连雅与俗这对美学范畴也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 　　对于音乐文化形态的分类，很多学者赞同三分法，将中国古代音乐分为宫廷音乐文化、文人音乐文化和民间(大众)音乐文化。笔者认定的雅乐“包括宫廷中不带或少带礼仪性质的燕乐。唐代的太乐署兼管燕乐。隋、唐燕乐乐曲流传到日本，即被称为大唐雅乐。其后，士大夫创作的音乐，或符合士大夫口味的音乐，也往往被称为雅乐或雅音。至此，雅乐的概念已从乐种的区分引申为风格上的区分。”据考察，雅乐多“充当着天人沟通的媒介，主要的功能是悦神娱神，而不是取悦活人”。与雅乐相对的是俗乐，陈?D在《乐书》卷133中的《序俗部》中指出：“俗部者流，犹九流杂家者流，非朝廷所用之乐也。存之不为益，去之不为损，民间用之。”今人沿用此概念，认为：“俗乐是古代各种民间音乐的泛称。源于与先王之乐相对而言的世俗之乐。”俗乐的特点与雅乐大相径庭，它在形式上往往突破旧的声律格局，在语言上毫无顾忌地宣扬喜怒哀乐之情，所以常常引起所谓正统之士的仇视、恐慌和竭力排斥，在正史中得不到应有的正确记载和评介。但是俗乐并不因此而停滞不前，相反，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说的那样：“全部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常包含着对于外来音乐的吸收和融化。”俗乐有着广袤的生活土壤，虽然它常常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却依旧蓬勃发展，并且通过“乐府”“采风”的形式充实着雅乐，甚至历朝的宫廷音乐家很多也是从民间选拔上来的。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史就是雅乐文化与俗乐文化的彼此消长史。 　　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崇雅斥俗的思想一直在官方占据着正统地位，古代文人对雅乐的追捧，主要是文化思想中“礼乐”观念的延伸，对俗乐的诋毁和摈斥，主要源于对“淫乐亡国论”的坚守。这点从阮籍的雅俗音乐观上可窥探一二。阮籍在《乐论》、《清思赋》、《东平赋》、《通易论》、《大人先生传》及《咏怀诗》中极力贬斥郑卫之音，称颂先王之乐。如《东平赋》中的“桑间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