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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 作者：李长莉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6第2期 更新时间：2008年01月09日 黄遵宪《日本国志》从撰成到刊行延迟了8年，成为近代文坛上的一个历史性遗憾。通过对新发现的两份档案文件的研究，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一延迟原因加以解析，可知造成这一延迟的首要责任者是李鸿章，他对黄遵宪及《日本国志》的否定性评价，对总理衙门大员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次应归咎于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昏庸无识，对于此书不予重视，未予刊行。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其思想控制和言论束缚机制，使黄遵宪《日本国志》由于有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思想倾向，而遭到朝臣大员的冷遇和摒弃。黄遵宪为此书向官方渠道寻求行世而失败的事实表明，在面临民族灾难的危机时期，由于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的僵化、封闭、保守，扼杀了体制内生长的应对变局的知识和思想资源，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日本国志》延迟8年行世之憾 晚清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东邻小国日本，俯首签约，割地赔款，一时举国震动，朝野哀痛。人们困惑不解：这个孤悬海外、一向不被国人留意的蕞尔小国，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悍？日本的情形究竟如何？对此朝野上下一片茫然，一时关心时务的士夫文人们无不为此痛心疾首。时人梁启超述此心态道：“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挢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① 就在马关签约数月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冬，当“士学子”们正沉浸在这种痛悔之中的时候，偏处广州的一家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出了一部《日本国志》，作者是曾随使日本的广东嘉应（今梅州）人黄遵宪。这部40卷、50余万言的宏著，详实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及近况，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十几年间仿效西法、力行新政、由弱转强的各种举措及成就。这样一部书，对于重创之后正渴望了解日本而苦于无籍可考的国人来说，不啻是渴逢甘泉，正合所需。因此，书刊行后便立即流传开来，人们争相传阅，短短两三年间，多家书坊竞相刊刻，一时风行天下。②书中的内容和思想，成为此时勃然兴起的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变法运动期间，《日本国志》更成为维新人士乃至光绪帝设计新政的模板，文人士子谈论变法的依据。 然而，人们从作者黄遵宪为该书所写的《自叙》可知，这部书并不是刚刚写成的，而是早在8年前，即光绪十三年(1887)就已撰成。人们不禁疑惑：这样一部关乎外交时政如此紧要的书，为何从写成到刊行间世竟延迟了8年之久呢？而这8年，对于该书所系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命运而言，又是何等重要、何等关键的8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此书延迟这8年问世，使中国朝野人士错过了在甲午战争之前了解日本情况、预作防范的时机，错失了借鉴日本、变法求强，以避免战争、至少不致惨败的契机。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的延迟刊行令识者为之扼腕。即在当时，就有黄遵宪的两位知友当面为此责备过他。一位是与黄遵宪有多年交谊的同辈知友袁昶，在马关签约后不久见到黄遵宪，其行箧中就携有《日本国志》，他当面责备黄氏道：这部书如果早一点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③另一位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招来上海一起办《时务报》的维新志士梁启超，在当年给《日本国志》所作“后序”中，一腔“懑愤”、直言不讳、言词痛切地对年长25岁、以师事之的黄遵宪责备道：“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你黄先生“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④后来黄遵宪之弟黄遵楷也曾深为痛惜地谈到此书延迟刊行的遗憾谓：黄遵宪撰成此书，“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以后，始有知者。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⑤ 这些知友亲朋充满痛惜的责备与遗憾之语，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果在他写成后即能很快印行流传，会使国人较早了解日本的崛起并以为借鉴，或可减轻乃至避免七八年后的悲惨败局。虽然这一说法对此书的作用或有夸大，但这部《日本国志》的延迟刊行，对时人时局而言，确实是一个令人痛惜的历史性遗憾！因一部史书的延迟行世而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命运如此之重者，恐怕在历史上也不多见。故此书的延迟行世，实为近代百年学坛的一大憾事。那么，为什么此书写成后未能及时刊行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历史性遗憾？谁应对此负责任呢？ 对于上述问题，当时人虽多有责难，但未言其详，后世历史研究者则少有关注，也未见有专门的讨论。而这一问题不只是关系一部史书的命运，实则是关系到在晚清中日关系转折的关键时期，官僚士大夫内部，对于有关日本威胁和国家命运的知识资源的利用，以及应对危机的机制问题。而解明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晚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在应对国家危机时，知识资源、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