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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宗教文化同一性的历史解读 黄秋迪 2013-2-27 13:50:00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4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哈尔滨 150078) 摘 要:中俄宗教文化具有鲜明的同一性，这主要表现在:两国的教权皆依附于皇权，没有形成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教关系;中俄的宗教大多是由境外传入的，只有少数宗教是根植于本国土壤的，呈现出了外来型为主、内生型为辅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宗教文化;历史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4-0059-04 作者简介:黄秋迪(197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国史研究。 宗教“信仰是历史的主导型起因，是全部文明的基础，是全部历史道路的基础，是哲学思想的基础”[1]，俄罗斯著名思想家A. C.霍米亚科夫道出了宗教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从历史的视角对中俄宗教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同一性，是解读两国传统文明亲和力的重要钥匙。 一 众所周知，对中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就是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的相互斗争。在俄国，也存在教权与皇权的冲突，但和西欧迥然不 同的是，俄国没有形成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教权依附于皇权。中国亦如此。 教权与皇权的关系往往是由一个国家的外部政治环境、国家和教会的内部发展及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教权依附于皇权这一特点是在俄国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俄国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的拜占庭，宣扬的就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二位一体的理论，“对基督教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一种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相互分割开来”[2]。拜占庭主张皇帝对东正教信仰拥有独特的全权，他有权干预教会组织。 基辅罗斯的总主教对王公的世俗政权是独立的，他是由拜占庭的大主教选派的。当时罗斯的 精神统治者，在许多方面都比相互分裂和仇视的世俗统治者们更为强大、更有势力。这一力量对比，在莫斯科大公政权巩固以后才开始在相反的意义上改变。在一切社会力量都受到国家奴役的地方，教会权力是不能对世俗政权保持独立的。这主要是由于教会当局对国家的经济依赖。 在封建割据时期和蒙古统治时期，教会统治的封建性明显表现在主教们必须服从的上级的双重性上。主教们一方面要服从都主教，另一方面又要听命于当地的王公、波雅尔贵族或卫彻，处于封建附属地位，主教职位候选人要由王公提出，只是由主教会议加以确认而已。王公向修道院或教 堂赏赐土地，也每年向主教索取某些预定的“贡赋”，并且可以把不合他心意的主教赶下台。 伴随着莫斯科公国的日益强大，教会同封建割据制决裂并转而服从莫斯科“最高政权”。1453年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直接继承者，第三罗马的理论应运而生:“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莫斯科屹立不动，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在整个地球上，只有你是基督教沙皇”[3]。1589年1月，莫斯 科都主教区晋升为牧首区。从此，拜占庭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政治格局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土壤中。 教会由封建主的统治工具变为贵族国家的统 治工具是在17世纪完成的，教会在具有了新的、比过去耀眼的表面光泽之后，在管理方面，甚至在宗教礼仪方面，则实际上变成了莫斯科各衙门当中的一个。整个教会管理系统，教会当局，上自牧首，都要听命于沙皇。16世纪和17世纪的各次宗教会议都是根据沙皇的命令召开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会议并不是有权自由独立地作出自己决定??什么独立、自主的教会机构??(它们)仅仅是国君亲自控制下的普通咨议机构，它们只不过是沙皇在宗教事务方面的立法机关而已”。按照“审批百项决议的宗教会议”的决定，高级僧侣不经沙皇批准不得任免所属世俗官吏。 从1610—1613年起就已确定，牧首和主教的波雅尔、管家、司书，直接由国君赐予。教会在各个方面的领导权实际上都属于沙皇，而不是属于牧首。1660年的宗教会议毫不犹豫地承认:人间上帝对教会具有与天国上帝同等的权力——“上帝已将其教会交与沙皇”，他并且核准了传统上形成的沙皇权力，即“召开宗教会议”、“关心良好教规”、“保护东正教优秀建筑”[4]。 教会地位的深刻变化当然是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尽管17世纪末约有37 000农户是属于教会的，其中有男女赋役人口约44万，但是封建教会的经济基础与贵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比较起来，毕竟还是狭小得多。据米柳科夫估计， 17世纪俄国人口总数达1 200万~1 300万。显然，教会在贵族国家中不可能占有起支配作用的地位，而且连自己的权力也不得不同贵族分享。 这一时期，尼康的宗教改革曾试图改变政教关系，他把教权和皇权比喻成“太阳和月亮”[5]，宣扬“教权高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