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doc

明末清初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 王鴻泰 自來士人即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分子，但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卻是以不同的面貌、形態牽動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宋代以來，中國社會由貴族性的社會轉為「平民社會」，科舉制度成為促成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而社會經濟的發達與印刷術的普及，使科舉考試的參與者越來越多，上升管道因而相對地日趨狹窄，尤其到了明代中期以後，社會上逐漸出現一大批積滯在社會底層的士人。如此，科舉所造成的「士大夫」社會中，真正成為「大夫」（取得官職）者只是少數，在其基層還有為數龐大的一般「士」人，他們成為一個介於官與民之間的社會階層。這群基層士人，既是士大夫社群的一員，具有上升的可能性以及相同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他們為數眾多，且長久積滯在社會底層，也因此，在他們與政權的直接關聯鬆動、疏離的同時，他們反倒成為士大夫階層中與「庶民」最為貼近的一群。他們滲透入庶民社會中，流動於不同的「階層」間，衝擊、動搖了傳統「四民社會」的格局，造成「士商交雜」的新格局。他們的社會活動也為庶民社會加添了新的資源，帶動社會文化的更新與流行。因此，對此「基層士人」進行深入的考察，將是透視近世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與意義的重要關鍵。 現代學者的研究大致斷定，明末清初這段期間，中國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局面：在社會經濟上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1，在學術思想上也有所謂「近代思維」之開展與挫折的論辯2，而社會文化上則出現「情色文化」風行，以致造成情慾與禮教關係的重新辯證。3且不論個別論點的基礎是否堅實，或明清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真的開展出「近代性」的因子，單純從現象面來觀察明清社會文化的發展，可以發現其中的確呈顯出極為豐富的景象，尤其是以城市為據點的社會活動，更發展出極具特色的文化表現，例如：在物質面上各種商品的流通，成為個人生活表現的豐富資源，以致形成不斷變化的「流行文化」，而在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上，城市中頻繁的社交活動，已使個人得以跨越親族、地域的界限，創造其社會關係，以致組織成許多自願性的社會團體。4同時，社會上發達的出版事業，也急速地推動著諸如小說之類的通俗文類的發展；另一方面，社會 1 參吳承明，〈導論：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35。石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理論的評介〉，氏著，《中國近代社會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頁101-137。 2 參溝口雄三，〈論明末清初時期在思想史上的歷史意義〉，《史學評論》12期，1986.7。 3 參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9.6。 4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1934)。 上頻繁的戲劇活動，也大量地湧入一般社會大眾的生活領域中，豐富其生活，拓展其視野，以致形塑其對歷史、時事的認知??。5種種跡象顯示，明清社會文化的發展有其獨特之處，即使不能說是全新的文化形態，至少也是在唐宋以來商業活動的基礎上，發展到極高峰，而自成一具有鮮明歷史特色的文化表現。6 然而，這高度發展的社會文化究竟是如何開創出來的呢？固然，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達，可說是其基本因素。不過，在經濟力量支持的「結構」中，文化的各種形式是如何「具體」發展出來的？從人為的角度來看，除了一般社會大眾，尤其是商人，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來厚植其發展基礎外，當時社會上為數甚多，且活動力特強的基層士人的居間作用，可說是推動此社會文化發展的創造性因素。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明清社會的中堅分子就是為數甚多，且遍存於各地區的基層士人。所謂的「基層士人」，可以包括所有還沒有當官的士人，不過主要還是以科舉制度下具有「生員」身份的人為主，生員就是一般所稱的秀才。親身經歷明清間的朝代更替，深懷亡國之痛的顧炎武曾經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生員論」，他在這篇文章裡痛罵生員，他說：「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才出。」7顧炎武這段話一方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來，生員的存在與活動，確實牽動著整個社會的發展。不過，另一方面，因為顧炎武經歷亡國之痛，他對生員的批評也是置於檢討明亡因由的前提下。所以，他將生員的存在意義置於朝廷養材的宗旨下——其〈生員論〉之起首即言：「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世俗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從此一立場出發，他發現生員在實際發展上，逐漸背離這個養才的初衷，甚至轉而干擾國家行政，因此對之痛加撻伐。然而，如果能夠突破顧炎武觀察立場上的侷限，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看待生員問題，可以發現：生員對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