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台湾诗歌创作概述及著名诗人简评３港台文学专题讲座 教学课件.pptVIP

余光中是西化得“很不够”的诗人。在《天狼星》中，余光中自己说：“因为定力不足而勉强西化的缘故——就像一位文静的女孩，本来无意离家出走，却勉强跟一个狂放的浪子私奔了一程。” “它的反叛性不够彻底，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条件，都未能充分符合。诗还不够晦涩，诗中许多段落反而相当明朗；也不够虚无，因为它对于社会和文化有点批评的意图。虚无，该是全盘否定，甚至包括自我的尊严。” 因而，余光中和他的蓝星诗社一样，只能是温和的现代派，是不彻底的现代派。他是在摇摇摆摆中西化的，最后，又从摇摇摆摆中坚定地走回归的路了。 他在《古董店与委托商》一文中说：“西方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中国的现代诗，这种诗是中国的，但不是古董。我们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它是现代的，我们志在现代化，不在西化。” 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中说：“去西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受一番洗礼，然后走回中国，继承自己的古典传统而发扬光大之，其结果是建立新的活的传统。”由此可见，余光中真正认识到了不变是不行的，是非变不可的，关键在怎么变。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他发表了《现代诗怎么变》，他在该文中写道：“台湾的现代诗已经到了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活不下去的关头了。” “相对于洋腔洋调，我宁可取土头土脑。此地所谓土，是指中国感，不是秀逸高雅的古典中国感，而是实实在在的、纯纯真真的、甚至带点稚拙的民间中国感。回归中国有两条大道。一条是蜕化中国的古典传统，以雅为能事……另一条是发掘中国的江湖传统，也就是尝试做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带点土头土脑土里土气的味道……要土，就索性土到底。拿一把外国尺子来量中国的泥土时代，在我，已经是过去了。” 余光中后期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两种相对立的感情，比如《敲打乐》中就既有对中国的诅咒，又有母子的深情。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诗歌创作转变的标志。此后，他的创作题材转入到中国的浩瀚历史。《白玉苦瓜》体现出中国母性的养育恩情，温馨感人，传达出中国古文化的敦厚感。 从题材的角度讲，余光中的乡愁诗是他最闪光的佳作，表现出诗人对民族、对祖国、对母土文化的赞美和思念之情，从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浓郁的恋祖情结。 第三节 台湾创世纪诗社 一、创世纪诗社简介 《创世纪》诗社早期是台湾军中诗社。最早是由海军军官痖弦、张默、洛夫三人在台湾南部的军港左营发起成立，那是辛亥革命43周年纪念日，即1954年10月10日。同时发行《创世纪》诗刊。 首期发刊词《创世纪的路向》标明三大主张：（1）确立新诗的民族阵线，掀起新诗的时代思潮；（2）建立钢铁般的诗歌阵营，切忌相互攻讦，制造派系；（3）提携青年诗人，彻底肃清赤色、黄色流毒。 该刊发行到第6期，又提出建立“新民族之诗型”的主张，并且发表了《建立新民族诗型的刍议》的社论，阐释“新民族之诗型”的含义是：（1）艺术的，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2）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的情趣。 到了1959年4月《创世纪》第11期开始，又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四性”：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此时《创世纪》已经变成了台湾新诗西化的大本营，成了别人批判西化的众矢之的。 《创世纪》发行到37期时，针对关杰明和唐文标的批判，发表了《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分纯净》的社论，提出了“四反”原则：“反对粗鄙堕落的通俗化；反对离开美学基础的社会化；反对没有民族背景的西化；反对30年代的政治化。” 《创世纪》刚成立时，是三大诗社中的弱者。但由于他们的同仁团结一致，不断改革调整，最终成长为现代派中的强者和老大，在60年代迎来了现代派诗歌创作的中兴局面。1969年至1972年《创世纪》有过短暂的停刊，但很快又复刊。 《创世纪》编辑部经过多次变更，到2001年9月其阵容为：发行人－痖弦，顾问－洛夫、辛郁，社长－汪启疆，编辑组－张默、杨平、李进之等。 《创世纪》创作、发表、出版的诗集、诗论集、史料集是台湾现代派三大诗社中最多的。目前“创世纪诗社”和其他诗社一样，也出现了后继乏人的现象。 二、创世纪诗社代表诗人1、洛夫 （1）作家简介 洛夫（1928年－），出生于湖南衡阳，本名莫洛夫。1948年考入湖南大学外文系。1949年去台湾。1951年进政工干校，两年毕业后进海军陆战队。1955年任台湾左营中电台编辑，之后进军官外语学校。1959年毕业，到金门任联络官。1965年11月去越南任“顾问团”顾问兼秘书。1967年11月返台，进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读书。1973年毕业，同年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1954年洛夫与痖弦、张默共同发起“创世纪诗社”。 （2）创作概况 大陆时期，洛夫便开始写诗。到了台湾以后，他受到了覃子豪的赏识。 《石室之死亡》是洛夫早期的代表作，是西化时期的产物。这首长诗总共64节，每节十行，内容庞杂，意象密集，运用了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