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田园牧歌”.docVIP

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田园牧歌” 　　现实中的农村问题基本上算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如果不是党和政府重视、政策扶持,“三农”问题很难有人乐于提及。尽管上推三代,绝大多数城里人都是“乡下人”。但是,提起“三农”问题不仅“城里人”不感兴趣,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也懒得搭理。在很多人热衷于“与国际接轨”“言必称欧美”的学术领域,“三农”研究更容易被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课题。就是这样一个被“边缘化”的研究领域,方晓红老师和她带领的团队从2000年开始在江苏农村进行大规模受众研究,一“扎”进去就是8年之久。 　　8年来,方晓红老师和她的团队以对“三农”问题的极大热情与执著先后完成了4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了获取“三农”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她们走村串户、跋山涉水,足迹遍布江苏、湖北、四川等数省乡村,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三农”研究专著2本,在国内外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数十篇,其中《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方晓红老师执著投入与带领下,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农村传播研究从无到有,并一跃成为代表国内该领域顶尖水平的学术重镇。如今,继《大众传媒与农村》一书出版并获得广泛好评之后,方晓红老师又一本被业内权威学者孙旭培先生称为代表当前我国传媒与“三农”发展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与对我国农村传播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意义”的农村传播研究专著――《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又摆在我们面前。由于“地缘”与“学缘”关系,我有幸成为方老师新著的第一批忠实读者。 　　仔细研读这本在国内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领域带有开创意义的专著,感到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首先是关爱的情怀。研究农村传播如果没有对农民、农村与农业的深切情感是不可能投入、深入,更不可能持久的。仅仅从学术研究能否出成果的角度出发,农村研究是个“冷门”,又有政策鼓励,偶尔为之或者找到一个可以“合为时而著”的选题的确可以出“成果”。但是,一个人能够在一个被别人“不愿为”的领域里“冷板凳”一坐就是八年,其中经历的辛苦用方晓红老师书中的话来说是“茶饭无味,脑汁几无”、“很难言传”。没有对“三农”问题的大爱挚情,是绝不可能有这种“八年抗战”精神的。 　　其次是本土的路径。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被认为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而立之年。30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走的都是“西天取经”模式。相当数量的传播学研究一直在做重复引进、消化与模仿之类的工作,适合中国国情,能够用来解决中国发展现实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不久前在谈到当前这种“理论贩卖”模式存在的弊端时认为,“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得国家又好又快地实现现代化的成熟理论”,因此,当前国内学术研究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方晓红老师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中国传播学理论的创立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最终离不开对本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及理论提升”。8年来,方老师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走一条乡村实证调查研究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自主创新之路。 　　第三是创新的手法。方晓红老师不是一个纯粹的“实证主义”研究学者,甚至在做农村传播研究之前,她还是一个“经验主义”、“思辨”及“感性”倾向比较严重又带有“艺术”想象与气质的“人文主义”学者。这不仅因为她出身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经一度将特别拗口的《离骚》整篇地给背了下来”,以及“自幼喜欢跳舞唱歌也喜欢乐器”的“文艺特长”①,还写作过一些不错的散文篇章等经历,而且,她后来转入新闻传播学研究也是靠新闻史这些非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但是,她在后来的农村传播研究中更多地有了“实证研究”的倾向,开始了从人文方法到社会学方法的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过程中,方老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她不纯粹采取实证调查的方法,而是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兼容了一些人文与经验的研究方式,创造了一种不拘泥于某一固定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宜定性则定性,宜定量则定量的相对灵活的“柔性”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因此,她在“传播媒介对‘三农’的作用及指标体系研究”中,在“坚持数理思考”的基础上,针对新闻信息作为精神产品“有时很难用实物给予度量”“测不准”的特点,吸收了一些主观判断的“软指标”,从而使这套带有开创意义的指标体系有了更大的有效性与普适性。 　　除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外,《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在广泛吸收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