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为诗一呼》有感精选.docVIP

读《为诗一呼》有感 我本来爱读《诗刊》的，但从《诗刊》上大讲朦胧诗的时候就再也没读过它了，一搁就是几年。前些天心血来潮，在图书室把今年出版的几本《诗刊》拿来翻了一下，便看到艾青等十几位诗人签名的《为诗一呼》，读后颇有感想，特写此文。 当今的新诗不受欢迎，确是事实。《刊物生意经》里有一条就是“少登诗”。所以各种文艺刊物刊登的诗极少或者一首也不登。这并非刊物的主办者对诗有意排斥，而是读者不喜欢造成的。诗登多了，他的刊物就卖不出去，甚至会威胁刊物的生存。谁愿意自取其咎呢？ 新诗为什么不受欢迎呢？一言以蔽之，民族化不够。新诗不是从旧体诗词发展而来，也不是从散曲发展而来，一开始就是个“洋娃娃”，没有中国特点，完全接受西洋诗的一套。按那种模式写出来的东西，就像西餐不能为广大中国人乐意接受一样。 我感到最突出的有这么几点： （一）裹脚带太多。古代写大型题材的诗如《长恨歌》，不过一百二十行，很少再超过这个行数的。可是，今天写诗动辄百余行，几百行，乃至上千行地写去，写几十行还是小诗，二百行以下的还算是短诗。上千行的自不必说，没几个人去读，就是几百行的也很少人有耐性读下去。一两百行也不耐烦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写得太长了，就势必拖泥带水，很难写好。写诗不能像韩信将兵。《唐诗别裁》只选了少数五言排律，于七言排律则一首也未选。《唐诗合解》只选了一首，而且特地作了说明：“七言排律作者罕传，即五言排律亦罕传于中唐以后。盖中晚格调渐弱，句欠警严，故较之初盛大异，如七言排律则尤难于精警，所以选家多不入帙。今姑以白傅作备一体，览者可以知其大概云。”诗是如此，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的一部分比前面的差，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二部比第一部差，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续篇不如正篇，姚雪垠的《李自成》前面写得不错，后面越看越不带劲。 造成裹脚带的原因，除了受西洋诗的影响外，稿酬的计算方法也起了鼓励作用。如今作诗以行数计费，新诗一行一元，一百行就有一百元。当然乐意卖裹脚带。有的人以写长诗为荣，似乎长诗等于才气。同样，旧体诗也是一行一元，管你是否“两句三年得”，一首律诗只有八元，一首绝句只是四元。设若王昌龄向我们的编辑献诗，准饿得饥肠辘辘。 许浑写的《金陵怀古》是一首七律，可后人还嫌太长了，若删去中间两联则“亦是王孟手段”。柳宗元的《渔翁》后人也指出其最后两句是蛇足。《金陵怀古》才八句，《渔翁》才六句，尚且有多余的句子，今天的诗人们难道都超过了他们么？几十行几百行一首的诗竟会一字一句也删削不得？ 诗要求精炼，这个道理谁都懂得，问题在于实行。所以我奉劝裹脚带诗人别再卖裹脚带了。为了改变新诗的命运，我建议作一条硬性的规定，除了叙事诗外，其他诗一律不准超过一百行。这样，一般的诗用十行二十行完成，题材大一点的三四十行解决，尽量避免上百行的写法。作者不得不大力浓缩，结果六十度的茅台酒当然比二三十度的农村烤酒好喝得多。 但是，并不是说越短越好。前些年掀起一股风，三句两句乃至一句也是一首诗。据说，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两个字的题目，一个字的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样的“诗”不能给读者创造完整的意境，鲜明的形象。新诗沦落为文字游戏。难怪有人说危机来了。像这种“诗”二三十年代时兴了一阵子，但早已被人们忘却，可现在又像沉渣重新浮起来了。泰戈尔是可以学的，但这种形式是不宜照搬的。 （二）“舞龙”，讨厌。 新诗分行本是从西洋诗学来的好东西，可惜有些人不该照搬。有时为了利用腰韵，有时为了外形的整齐，就把自然诗行割断，把余下的部分另起一行，这一行接上另一句，甚至一直连环下去，就同舞龙一般弯弯曲曲连绵不断，所以我称这种诗行是“舞龙”。这种诗使读者读到行末造成思维中断，最不便朗诵。还有一种“舞龙”是楼梯诗以及楼梯诗的变体，把一句分割成若干行，讲起来似乎是为了便于朗诵，实际则最不便于朗诵，倒是浪费了很多纸张。有人说这是为了多捞稿费，虽然说得尖刻了些，但这种分行不受人欢迎则是事实。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没多少人愿意读，更何况效颦者的诗呢？ 有些人不在诗的本身下功夫，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结果事与愿违，人家不读你的。 （三）散文化。 用散文来写诗，既无诗味，长句又无法朗诵。现举第二期《诗刊》的《在乡村二层楼的阳台上》为例： 多少年了，那些滚惯了草窝、蹲惯了异乡屋檐下的被灾难驱赶的庄稼人 那些为了给儿子盖两间草房，为给儿子说一个媳妇，熬尽了一辈子心血的庄稼人 全篇长句不少，这只是个代表。这种句式很象报告中、论文中的句子，毫无诗味。最适合人们朗诵的诗只能是四五个音步，或更少的音步，再多就力不胜任了，更何况是这个步数的两倍以上呢？这么多的音步，不要说读者无法朗诵好，就是作者也无法朗诵好的，都要加三十二分音符才能念完。这种“诗”只能成为看的诗。 还有一种情形是把成篇的散文分行。试举第一期的《森林世界》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