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2师生部落格.docVIP

從文學到表演藝術 – 「風中緋櫻」 From Literature to Performing Art- “Cherry Blossom in the Wind” 洪秀錦 Hung, Hsiu-Chin 國立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鄧相楊研究霧社事件長達十餘年，並撰寫了「霧社事件」(1998)、「霧重雲深」(1998)及「風中緋櫻」(2000)等相關著作。這三本著作從不同焦點敘述霧社事件之歷史與動人的時代故事。這個透過文字與照片所呈現的台灣歷史事件，觸動了地方藝術家，進而籌備以舞劇之表演形式，將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族人反抗日本的血淚歷史搬上表演舞台，由靜態轉為動態，從無聲轉為有聲，以文學為本，輔以賽德克舞蹈與音樂元素所轉化的藝術呈現，加上戲劇、服裝、道具、燈光等綜合藝術的呈現，使得霧社事件從已逝的歷史，轉變成栩栩如生的歷史重現，在今年2009年的巡迴演出中，與會的觀眾透過欣賞舞劇，更了解這段歷史，並激起許多面向的感受與思考。 如此以文學作為靈感以及演出文本的表演方式，已經展現出一種新的力量，也在台灣積極鼓勵文化創意的浪潮中，寫下頗為成功的一頁。值得探討與省思的是，歷史研究與文學著作所建構的知識系統和力量，與表演藝術的外顯表現，其中的關聯為何？而其差異性是否能衍生更多的價值？又或者刪減了文學的神祕性？ 本論文將就鄧相揚所著之「霧社事件」與「風中緋櫻」二書，經由台灣青年舞團以舞劇形式呈現於舞台之發展歷程與表演結果作闡述，並探討文學以表演藝術詮釋，其中微妙之轉化與社會觀感及迴響，作省思與結論。 前言 文學的力量來自於字裡行間所蘊涵的觀點與態度，而透過深刻的文字描寫，讀者所能接收與感受的訊息可能非常豐富，且具有多種可能性。台灣原住民在過去是屬於比較弱勢的族群，而其文化更非顯學，未受到重視與尊重。原住民文化隱於山中部落，非台灣關注之主流價值，更無須提原住民文學了。 隨著政治氣候與社會意識的改變，台灣近年來原住民自覺運動興起，政府亦開始正視原住民族群的平等權益，於是關乎政治、文化、藝術與公民權等議題皆開始被重視與討論。原住民的文化得以被彰顯與宣揚，相關的研究與文學著作亦開始有了活絡的氛圍。除了公共媒體興起，原民文化得以透過電視大為宣傳與教育，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潮流也幫助了原住民文化的發聲。許多詮釋原住民文化與文學的表演藝術作品開始被發表與展出。本論文即將闡述鄧相揚所著之霧社事件文學作品，及台灣青年舞團如何承接鄧相揚之文本，繼而延伸開發藝術創意，並以綜合舞台藝術，包含音樂、戲劇、服裝、多媒體、道具、燈光等，將原住民文化與文學以新的面貌呈現，發掘出另一種感動與思考。 一、霧社事件之探討 霧社事件乃是日據台灣時期，原住民抗日最為悲壯的史實之一。賽德克族於2008年得以正名為台灣第十四個原住民族，不再隸屬於泰雅族的分支。賽德克族獨特的文化元素及歷史得以被正名，它過去的重大事件再度受到關注。鄧相揚所著之「霧社事件」(1998)與「風中緋櫻」(2000)二書中對於事件的時代背景，日本政府強權統治霧社，以及賽德克文化遭受強烈衝擊與挑戰的情況，描述非常深刻，乃至於霧社事件爆發後，後續產生二次霧社事件之悲慘歷史皆有著墨書寫。而有別於一般歷史研究之著作，鄧相揚以報導文學之形式，透過審慎細膩的訪談與紀錄，最後以報導人之心境與描述，用文字刻畫時代的悲劇與身處其中的兩難與痛苦，令人對此事件與其背後蘊含諸多面向，如國家、族群與文化意義有更深的省思。 「霧社事件」一書中先就賽德克族的發源(註：由於出版本書時，賽德克族尚未正名，因此書中仍以泰雅族稱之)與居住分布地域作闡述。清朝時期，政府即擬定理番政策，用多樣策略規範番人生活，如勞動與嫁娶等重要事項。而族群相當豐富的埔里地區(在當時就有泰雅、布農與平埔族等)，族群之間因山地資源時有衝突與紛爭，而當時清廷的武備措施僅以重兵圍堵原住民族群的地域，使之無法越界。這種消極的撫綏政策在日人治台後，有了急遽的改變(鄧相揚，1998)。 1894年(光緒二十年)日清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台灣割讓與日本，霧社地區的原住民族也隨之被納入日本的殖民管轄。日本在全島設立十一所理番行政機關，名為「撫墾署」。埔里撫墾署於同年七月設立，職掌今仁愛鄉有關原住民之撫育、授產、取締及蕃地之開墾，並沿襲清代之隘制，保留隘勇線。 日本進駐管理霧社在一開始即遭遇困難。1897年深堀大尉一行14名成員探險隊抵達土魯閣(Turuku)社後曾發出報告，但卻失去消息。日人判斷遭遇蕃害，其後埔里撫墾署再派調查隊前往霧社山區證實全數被殺。「深堀事件」使得日人以強壓的手段統治霧社。「生計大封鎖」控制食鹽與鐵器等，另逼迫原住民繳械歸順，並需埋石立約，日人將霧社視為黑暗蕃地，以嚴刑峻法和強大軍隊與警察治理該區。 1901年(明治34年)日人以埔里社為前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