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DOCVIP

前言 作爲智慧之學和對宇宙、人生一般觀感的學問，哲學在中國古代早已有之。但現代學術形態和學科化體系的“哲學”，卻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仿照了西方哲學的形式和方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之後，才在中國建立起來的。這一學術形態在西方化的普遍有效形式和民族性的傳統積澱之間不斷地發生著位移和變換，經歷了艱難的調適過程，至今也沒有完全穩固下來。從晚清康有爲、章太炎等人開始，援引西學，摧破儒家中心主義的經學體系，到五四時代對西學的全盤性接納，再到三、四十年代依樣畫葫蘆式的哲學體系建構，以及此後的反復搖擺和不斷調整，“中國哲學”的內容算是逐漸被確定下來，面貌也漸趨於明晰，而且已然成爲了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現代中國哲學的內部仍明顯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傾向于西化的學者蔑視哲學的民族性因素，甚至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有哲學，而保守的思想家則憂心忡忡，認爲西方化的框架和表達不但沒有建造起中國式的智慧系統，反而把古人的識見給糟蹋掉了。在傳統和現代、普遍性和民族性、西方化和中國化之間，中國哲學的身份性始終是含混不清的，對於什麽是“中國哲學”的問題，至今仍充滿著歧義和爭論。本文即以近百年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的歷史爲背景，以中國人接受這套觀念系統、進而創造現代哲學體系的活動爲敍事對象，來分析現代中國哲學中身份意識的成長及其焦慮的情狀，並對其複雜而不穩定的形態特徵儘量地給出說明。 一、舊體系的崩解和新身份的建構 在“哲學”概念和新的哲學範式傳入中國以前，中國思想實體的主流表達形式，先秦有諸子學之名，兩漢謂之經學，魏晉有玄學，隋唐有佛學，宋明則稱理學（道學）和心學，清以實學顯。中古以還，儒、釋、道各擅勝場，有所謂“三教”之說；而儒家實居於中國文化之主幹地位，故又有經學時代內部的種種分法。降及晚清，儒家陣營在經歷了“漢學”與“宋學”大戰，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經學與子學激辯之後，呈現出了分崩離析的狀態。特別是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新學（西學）思潮的衝擊下，原有的經學體系逐漸地趨於瓦解，“儒”的身份性和對儒家的認同感漸漸變得模糊起來。如號稱今文大師的康有爲，“喜以經術作政論”， “輕古經而重時政”，“其先特爲考據之反動，其終彙於考據之頹流”。 他的所作所爲，實際上是用西學西術顛覆了儒家的經學系統。而作爲朴學殿軍的章太炎更是“離經叛道”，不但“激而詆孔”，夷孔子于諸子之列，而且破除儒家的“獨學”之位，化經學於“國故”之中。後來的章門弟子與《新青年》派聯手，在北京大學掀動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成爲儒家的掘墓人，以至於斯，淵源有自耳！正是在這樣一種原有的學術系統裂散、學術身份迷失的境況下，西方的“哲學”觀念及其範式才漸入於中國，演化成爲中國傳統學術發生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 由中國傳統學術一轉而爲中國的“哲學”等，實經歷了一個複雜而多向的嬗變過程。一方面，這是中國原有的學術思想體系在遭遇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之後，應因求變，自我更新所做出的反應；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積弊沈重、無以自拔而試圖尋求外援式突破的一種自願選擇。從傳統學術到具有某種現代性意義的“中國哲學”，既有模仿、比附和移植的成分，也有自我發現、不斷調整，進而主動會通的因素。在這個複雜的過程中，舊有身份的喪失和新身份的建構，是我們觀察和理解這一轉型的重要視角。沃勒斯坦（I.Wallerstein）在談到現代學術的制度化過程時，舉出了三個標誌性的方式：一是大學系科的建制化和學科的體制化；二是組織性的團體結構和學術圈建立；三是爲新知識定位的書籍分類系統。這三項內容雖說主要是發生在19世紀的歐洲，但對於我們分析20世紀“中國哲學”的身份建構也不無意義。 就第一項內容而言，中國有建制化的哲學系科始於1914年，當時北京大學設立了中國哲學門，並開始開設“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程，有了陳黻宸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講稿。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實質的身份轉換可能要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問世才算起頭。陳黻宸只能算得上是一個國學家（或曰史學家），而胡适才是現代中國哲學的真正開山。在20世紀最初的一二十年間，國學實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學術轉換的過渡性角色。一方面，它填補了經學解體以後，中國學術在結構形式方面的真空狀態，爲傳統資源的貯存立下了汗馬功勞，當時一流的傳統知識人皆以國學名家即是實例。另一方面，它也爲新知識系統的出世拓展了空間，涵育了既有現代性又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形式，爲制度化的學科建設奠定了某些基礎。而第二項內容，“成立國家學者機構”，則是晚至30年代 的事情。1935年，中國哲學會成立並召開第一屆年會，算是有了一個哲學從業者的組織，同時也將《哲學評論》（創辦於1927年）收歸於旗下，在學院化哲學的 建設方面稍臻完備。有關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本人已有多篇文章論及，這裏就不多談。第三項表面上只是圖書分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