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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台湾新电影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 　　[摘要]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台湾新电影最为普遍的关注对象。主体意识朦胧觉醒，却依然难以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悲剧以及借助个体的生活经历反思和批判当代台湾社会动荡错乱的历史，是新电影通过底层视角而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两大主题。借助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台湾新电影表现出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深广的历史视野。 　　[关键词]台湾新电影；底层；生存困境；历史视野 　　 　　对以进城农民工为核心的底层小人物予以关注，是近年来文坛创作的热点，一方面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当下社会生活高度关注的历史责任感得到评论者的一致肯定，被认为是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的私人化叙事的有力反驳和超越，另一方而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对苦难的无节制、无理性的渲染等问题，又引起评论界深深的忧虑。事实上，无论是《诗经》《骆驼祥子》还是《德伯家的苔丝》，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予以关注一直是人类文学的优良传统，在此本文希望对曾经较为成功地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生活的台湾新电影进行解析，力图为当下这股持续的创作热潮提供一点借鉴，有助于不同地域、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学习和交流。 　　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打破了传统爱情片、武侠片的虚假煽情模式，把视角对准社会底层，以浓厚的人文情怀关注在大时代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以其题材的开拓性和主题的深刻性推动了台湾电影的变革，并在国际影展上屡次赢得大奖，成为台湾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因此对台湾新电影如何关注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做一些思考，是有益和必要的。笔者认为从思想层面来看，台湾新电影底层视角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觉醒与迷惘间的精神困境 　　 　　不管是从社会地位来看，还是从性格品质来看，我们都很难从台湾新电影中发现所谓“英雄”似的完美人物，其作品中的人物基本都是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新电影的创作者们既含泪地表现出这些小人物物质层面的种种生活难题，又进一步对他们灵魂的痛苦予以关注，勾勒出他们可悲可怜的精神困境。在笔者看来，正是对剧中人物心灵的关怀以及在这关怀中所体现的宽厚、广袤的人文情感，使新电影虽然大量运用长镜头、定镜拍摄等写实化的表现技巧，却蕴涵了一种富有灵性的深度的诗意美感。而新电影所表现的底层小人物的精神困境则集中表现在个体生命力图实现自我价值最终却难逃失败的宿命上。 　　新电影的滥觞之作《光阴的故事》较早触及了主体意识朦胧觉醒之后却依然迷惘、无路可走的主题。在《光阴的故事II指望》中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以为学会了骑车就可以想去哪里去哪里，可是学会了，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了。”这部由四位导演分别执导的分段式影片，每一段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很大的变化，前后并不紧密衔接，把四个片段联系起来的正是小人物力图去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最终却难免失败的主题。无论是《小龙头》里屡遭漠视的小男孩终于觅得知音而又转瞬失去，还是《指望》里自以为长大成人的少女希冀接近异性的指望落空，或者《跳蛙》里大学生的能力遭人蔑视，以及《报上名来》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面临证明身份的尴尬，无疑都是这一主题的变奏。事实上在以后的新电影作品中，这一主题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延续。在《青梅竹马》中它演变成“结婚不是万灵丹，……美国也不是万灵丹，和结婚一样，只是短暂的希望，让你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幻觉”；在《恐怖分子》里它又转化为“当初结婚，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想要生孩子，也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写小说，也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决定离开你，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最终却一一落空的悲剧。总之，小人物个体命运无法把握，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生存困境成为台湾新电影不变的主题。 　　青春成长题材是台湾新电影导演共同的偏爱，究其原因，应该说是由于这类题材所包含的，个体在懵懂觉醒之时所特有的奋争与迷惘之间的张力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群架、失恋和死亡是这类题材新电影的主题词。青春的脚步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发现自己已经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的少年，在享受着成熟的自豪的同时却又失望地发现自己依然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之外。于是茁壮蓬勃的生命意识转化成鼓荡躁动的焦虑情怀在打架斗殴中肆意挥霍，那稚嫩而狂野的喊杀声正是他们似懂非懂青涩年华的生动写照。如果说群架是在同性之间获取本质力量确证的手段，那么对异性的朦胧好感则是他们长大成人的又一标志，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混乱青春中最阳光明媚的时刻。然而懵懂笨拙往往使初恋遭遇失败，从而把多彩的青春凝结为一枚青橄榄，诱人却又苦涩。死亡同样是小毕、小四、阿孝、阿清们共同经历的成长仪式。《童年往事》的英文名泽作《生死时光》(A Time to Live，A Time to Die),在母亲葬礼上的痛哭似乎暗示着阿孝真的成熟了，然而从祖母身上爬出来的蚂蚁和“不孝子孙”的谴责，又表明所谓成熟也许是8岁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