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BOUND-战略观察-第215期：中国应该调整农业战 略.docVIP

中国应该调整农业战略 贺军 李国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大国，农业水平却长期处于低下的尴尬境地，其经济比重在逐年下降，“三农问题”连年困扰中国。中国农业就没有希望了吗？根据安邦研究人员在美国加州的亲身考察体验，对比国内外农业发展情况，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需要调整战略，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资源进入农业，提升产业层次、技术水平、产业化程度、资产化程度、强化并延长产业链，使农业成为一个既赚钱、又解决就业，同时不断提供技术与服务层次的产业。只有农业变得强劲，中国的消费型社会、整体经济实力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农业整体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处于大而不强，经济越发展、农业相对越弱的状态。1948-1952年的土改，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同时，也定下了中国农业“个体小农经济”的基调。在往后半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历程中，即便历经诸多的改革和突破，中国农业仍摆脱不了“规模小，效率低，分散、落后和脆弱”的命运。中国当代的改革始自农村的包产到户、联产承包，但到2002年，在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功时，中国农业却处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态。中央意识到农业问题已面临最严峻时期，加快了农业减负的步伐。从2006年开始，全中国农民告别了二千多年来缴纳的“皇粮国税”——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在观念上，由于受到长期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中国农业普遍看重视产量，但轻视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现象。农产品的质量长期被忽视，因化肥、农药过量不达标的事件屡见不鲜，从而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根据调查显示，我国果品中优质果仅占总产量的40%左右，能达到礼品果标准的产品只占总产量的5%左右，大量为中下等果。而价格方面，目前市场上国产水果的零售价只有同类进口水果的30%-50%。安邦认为，效益观念的薄弱也同时衍生其它问题，如农民的市场风险观念和法制观念也普遍薄弱。在观念上对农业的忽视，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抵抗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更谈不上促成农业经济良性运转。 在经营模式上，中国农业仍然是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模式为主，而这种模式因为其脆弱性和低效性已经明显不适合越来越深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走向困难。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5亿左右的农户，在144亿亩的国土中只有不到15亿亩的可耕地，平均每户不到半公顷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由于该模式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生产，经过了农产品生长周期之后，很难保证在市场的跌宕起伏条件下还能获得收益，农民“卖难”（农产品低价也卖不出去）时有发生。如2008年山东大蒜每斤0.2元卖难事件、2009年广西香蕉每斤0.2元卖难事件等，使农民遭受惨重损失，弱势的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收入方面，平均每个农户每年只有3000元左右。 在管理体制上，分散经营的生产者与大市场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2亿多农户，组织化程度很低，缺少与市场相衔接的中介组织为他们提供系列化服务，农产品在市场上的供应要么积压、要么短缺，农业流通环节面临严峻考验。根据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约为50％，有一半的农产品要经过市场流通，乡镇和农村的农贸批发市场共有8万多个。而我国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在采集、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损失率高达25％－30％，相比之下，国外农产品运输的损耗率只有3%。 基于上述暴露的矛盾，如今更多的农民已经放弃耕作，流向城市打工，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逆转的城镇化过程。大幅度的民工潮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开始，四川、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人口大省的民工已四面出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民工已超过2亿。中国直接从事农业人口的减少，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自发出现的劳动力转移，2008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第一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50%左右。作为民间智库，安邦掌握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乐观。2001年到2009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分别为8.5%、13.4%、9.0%、7.7%、9.6%、10.4%、12.2%、8.4%和9.8%，同期GDP增速分别为8.3%、9.1%、10.0%、10.1%、10.4%、11.6%、11.9%、9.6%和8.7%，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分别为4.2%、4.8%、4.3%、6.8%、6.2%、7.4%、9.5%、8.0%和8.5%。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收入的确在增长，但在增速上既落后于城镇居民，又落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在城乡差距中被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农民分享经济增长收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图2：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