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docVIP

1978年谷牧率团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择考察欧洲五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这一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户签了一份摁着手印的协议，把农田分到户，小农户推动了中国大改革。这一年连续召开了三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年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组团赴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最多的一年，目的地主要是西欧、东欧、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由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各省市区组团，带队者是国务院领导和国家部委、地方主要负责人，如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参团成员是国家部委和地方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以及从事专业工作的同志。 　　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考察了西欧的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五国，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共36天，行程涉及五个国家的25个城市，考察了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研究院所等80多个单位，主要考察工业、农业、交通、电力、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在1978年所有赴国外学习考察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谷牧率领的代表团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在外时间最长，是唯一一个由国家领导人带队、七位省部级干部参加的代表团，在国际上特别引人注目。国际评论人士用“火力侦察”来形容我国政府派团到国外考察。当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离太久，对他们的成见太深、了解太少，用“火力侦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拉开序幕，向发达国家学习、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目的。 　　要了解当年为什么急于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当时过早过急限制和清除非公有制经济，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新中国迅速恢复经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平均主义、缺少灵活性等弊端也非常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邓小平在1977年关于科技和教育有一段精彩讲话，即后来广为流传的论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中央决定派出大批领导干部走出国门，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趋势。 　　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西欧是欧洲最发达区域、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世界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之一。西欧虽然也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其拥有先进科学技术、雄厚经济实力，总体上充满活力，保持较快发展速度，一直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高层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欧的隔断开始逐步打破，向西欧学习科技、经济、教育等成为当务之急。 　　代表团共25人，全部经谷牧亲自挑选，除外交部礼宾司的两位官员负责外交事务外，其他都是中央和地方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主要为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由于任务是考察欧洲五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和核电、港口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因此代表团成员主要是分管上述工作的领导，或相关领域的专家。主要成员是：谷牧，代表团团长、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彭敏，代表团秘书长、国家建委副主任；钱正英，水利电力部部长；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灏，国家进出口委秘书长、专职委员；王维澄，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主任。从人员构成可以看出谷牧用心良苦、意图明确，即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第一次出国的“尴尬” 　　1978年5月2日，代表团乘坐专机飞抵欧洲五国考察的第一站法国。那个年代，中国与国外的交往并不多，随团的外交部官员到过欧洲，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到过苏联、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这么多成员，包括谷牧副总理和几名省部级干部，竟然都是第一次出国。外交部礼宾司在出国之前给代表团作了一些培训，介绍欧洲国家各方面情况，包括礼仪等日常生活知识。由于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反差太大，遇到的情况还是让大家始料不及，并出了一些“洋相”。 　　当时，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大多来自教科书和宣传资料，很难看到介绍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进口书籍和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