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北方青瓷名窑.docVIP

失落的北方青瓷名窑 　　耀州窑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和宋代刻花青瓷之冠，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瓷窑系。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中心，范围包括以东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等。在黄堡镇漆水河两岸分布着大量古瓷窑和作坊遗址，古人有“十里窑场”之誉。在陈炉一带的川塬梁峁间也布满元明清时期的古窑址和烧瓷堆积，厚厚堆积层中夹杂着大量废匣钵、支烧窑具和古陶瓷碎片。 　　长久以来，唐宋耀州窑的辉煌风采并不为世人所识，被湮没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下达五六百年之久。其实在古文献中，耀州窑是被记载较多的一个古瓷窑，在《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坦斋笔衡》等宋人的笔记中均有记载。其后各代文献亦有述及。 　　宋初，耀州窑制瓷工匠因创烧出一种新颖的碗形盛酒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宋人陶?b在《清异录》中对此有记载：“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日小海鸥。”南宋《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颇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的说法，表明早在宋代耀州青瓷的青釉色调已经可以与被称为“千峰翠色”的越窑秘色相类了。而所谓极粗朴不佳之说，近年学界已提出陆游很可能是将耀州窑中心窑场的产品和其他省份的仿烧品混为一谈了。 　　正因为耀州瓷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喜爱，才被选中为常年例贡，成为北宋宫廷贡瓷。随着岁月的流失，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已不能认清耀州窑古瓷的真实面貌，对一些传世的耀州瓷一直不能确定其窑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曾误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金代耀瓷认作“白龙泉”等等。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传世的耀瓷与汝瓷有所不同，但苦于未发现窑口而不知其产于何处，因此就含混地称之为“北方青瓷”。 　　民间发现耀州黄堡窑址始于1931年修成榆公路，1939年又修了成铜铁路，两路均穿窑址而过，大面积的动土出土了不少古瓷器，而流散出去的瓷器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并受到“中外人士所珍视”。而学术界对耀州窑址的实地考察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建筑工程中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多饰有刻花龙凤纹，观察胎、釉不同于越窑和龙泉窑，考虑到上述文献中有耀州贡瓷的记载，怀疑是耀州瓷。次年，故宫博物院派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同时还发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所刻的《德应侯碑》，该碑记载了北宋耀州窑陶瓷工艺的实况。之后陈万里先生著文谈了对该窑的初步认识，澄清了对宋代耀瓷的误认。但限于调查资料只来自于地面采集，所以当时只能略知耀瓷宋器的特点，对该窑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内涵还所知甚少。同年，陕西彬县城西洪龙河山洪暴发，水退后人们在断崖下发现了一个窖藏陶缸，内中掉出耀瓷约百件，捡拾打捞得54件。陕西省博物馆将此批器物以及各县出土的青瓷汇集成册，由陈万里先生作序，编著了《耀瓷图录》，成为问世的第一本耀瓷专著。 　　1959年，由唐金裕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耀州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出土晚唐、宋、金元瓷片8万多件。之后编写的《陕西铜川耀州窑》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较为系统的科学资料。 　　1973年，由陕西省文管会派遣禚振西对灯泡厂一带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揭示面积113平方米，清理出宋代瓷窑1座，出土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的多样瓷类品种，为日后的考古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调查了旬邑安仁窑，在铜川以外的地区找到了耀州窑系的新窑址。 　　1984～1997年，杜葆仁和禚振西共同主持，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连续14年的系统发掘。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发掘瓷窑和作坊均有近百座；出土陶瓷标本100多万片，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万件；还有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窖穴，以及大量作坊具、模具、窑具等，确定了黄堡窑场从唐代至明代800多年的烧造史。这次发掘还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出土了大量黑、白、茶叶末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青釉白彩、黑釉剔花填白等瓷类品种。特别是唐三彩和唐青瓷的大量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五代层是北方青瓷烧造的首次发现，找到了五代淡天青瓷和“官”字款青瓷，不仅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同时澄清了传世“东窑器”问题；揭示了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系统地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 　　此次发掘不但为全面认识该窑的发展史提供了系统资料，也为唐至元明时期北方各窑口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黄堡窑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