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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 　　 　　任继愈，著名学者、哲学家，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有“学界泰斗”之称。1916年4月出生于山东平原，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兼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当选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孙子和齐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师、著作等身的学者。 　　他在耄耋之年出山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奔走呼告。 　　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1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主持编写工程浩大的典籍《中华大典》与《中华大藏经》。 　　他常说，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无论是作为一名学者，还是普通公民，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他就是任继愈先生。 　　 　　与毛泽东的一次面对面催生了宗教所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自此与哲学结缘，在这里一呆便是20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图书馆任馆长。而今，这位中国尚存不多的“国宝”级哲学大师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名誉所长。 　　新中国成立初，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任继愈告诉笔者：“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泽东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于是，毛泽东评价任继愈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文革”开始后，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显得十分“乖巧”，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继愈为人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儒教就是宗教”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从儒家到儒教》（1980年）、《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1982年）、《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1982年）、《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1982年）、《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1982年）、《佛教向儒教靠拢》（1984年）、《重视儒教的研究》（1986年）、《具有中国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