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TheHistorical.DOCVIP

歷史的轉向 ──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The Historical Turn: The Revival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Human Science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黃進興 Chin-Shing Huang 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 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十九世紀方號稱係“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萊歐（Clio）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榮銜；蓋自啟蒙運動之後，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主導了學術的發展。 反觀十九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尚在孕育當中、嗷嗷待哺。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英國代言人艾克頓（Lord Acton，1834—1902）為例，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 又說: 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 顯然對艾氏而言，歷史的思考遠溢於具體的歷史知識。他的說詞復傳達了下列兩項訊息：其一，在世紀之交，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足以振翅長飛。要知十九世紀裡，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無不有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無一例外。但艾氏言說的時間點，適是其他學科趨於圓熟自信、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 約略其時（1880s—1890s），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對內則是蘭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856—1915）和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對決，前者標榜文化史，以寬廣的研究取向、結盟其他學科，對抗專注政治史、制度史的蘭克學派； 對外，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代表歷史學派的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於忍無可忍之計，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百般的挑釁。雙方纏鬥多時，牽連甚廣，直迄二十世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時代，方告落幕； 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 值此風雲變化的分水嶺，艾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餘威，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社會學”（sociology）有利。 而蘭布希特又另外主張“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這點，連蘭克學派的欽茲（Otto Hintze，1861—1940），都咸表認同。 他發現晚近新開發的經濟史、社會史皆非系出同門（傳統的史學），而是來自新興的經濟學。 迄此，連蘭克學派的集大成者伯倫翰（Ernst Bernheim，1850—1942），於其史學方法論鉅著的晚期修訂版，都不得不引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且承認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 時風易勢，由此可以窺見。 尤其邁入二十世紀初期，史學仿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節節敗退、割地賠款。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道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國以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為首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 他亟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盟，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而魯賓遜之所以稱謂“社會科學”為“新盟友”，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 魯賓遜發覺，即使是當今最了不起、學識淵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竟連“冰河期”（ice age）或“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