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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社会公德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备受关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德建设成果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公德缺失的现象层出不穷。基于此，笔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探究根源以期找到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并从政治、立法，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近几年国内几家著名交流平台充斥着帝都雾霾的相关报道，微信朋友圈的一则标题为你不在北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会呼吸的痛”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促使人们对社会公德建设的深度思考。社会公德缺失的病理何在？该如何医治？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1社会公德缺失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德建设成果显著，摒弃了一些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与此同时激发出众多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社会公德观念。如人们的公共领域观念和意识有所增强，热心公益事业，如广西的第一书记节目，使众多贫困青少年获得资助，开启新的生活。 　　这反映出我国社会公德领域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但是还要看到社会公德缺失的现状，如“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诚信缺失、见利忘义、人情冷漠；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损公肥私、损坏公物，不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等行为屡见不鲜；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行为比比皆是。 　　社会公德缺失的现状，昭示了对社会公德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探究的紧迫性。 　　2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主观原因 　　人性的扭曲。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即人性。众多不文明现象显示了人性不是固化在“人之初，性本善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产生巨大的改变。反观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国人似乎处于一种“病态联盟”，本来是有着道德标准答案的摔倒老人扶不扶问题，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个体自身的趋利避害性。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方面，通过追逐利益，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社会财富得以累积，社会不断发展。另一方，万事皆有“度”，要学会适可而止，过分追求个人利益，会照成个人的主体迷失，甚至会处于丧失道德准则的境遇。 　　从众心理的消极影响。从众心理是指个体在与他人在一起时，因为他人以某种方式做某事，自己也自愿做出与他人一致行为的社会心理现象。一分为二地看，从众心理即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消极的一面。个人获得了“匿名感”在群体高度一致性的基础上，个体行为会无所顾忌。例如闯红灯、车窗抛丢垃圾等现象，都或多或少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这种“匿名感”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催化下导致公德自律乏力，公德约束力下降。 　　客观原因 　　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民法通则》第75条第2款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私人财产所有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一方面，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人们过度关注个人的利益，在潜意识里逐渐强化私人财产和公共资源的分界线，形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不良社会心理。同逐步完善的物权法相比，对公物及环境的保护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即便有法律规定，但在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上都有待提高。 　　3社會公德缺失的对策探究 　　完善社会公共管理 　　针对复杂形势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适应性的调整，但传统管理体制的惯性依然存在。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完善社会公共管理的立法体系，教育体系，监督宣传体系。 　　完善立法体系 　　“现代性就像流体，不像固体，它运动不易停止——对前面的障碍物，它们绕过、或溶解，对静止的事物，它们打开一个缺口，渗透着前进。”人类行为规范被系统地一分为二成：道德与法律，两者在共担社会与国家调控风险上是合作关系。国际舞台上的各国矢志不渝的追求和期望着道德、法律抑或其他与现代性能够完美融入到国家与社会管控规则体系之中。社会公德建设，需要强大的法律支撑。新加坡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其拥有较高的社会公德水平。文明、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归功于高度法制化的社会管理。一是立法完备、详尽、具体和界线分明。新加坡堪称“严刑峻法”的国度，对违法犯罪者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立法机构应该将社会公德的方方面面形成法律法规，大到政治体制、经济管理，全民权利与义务，小到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重视法律对社会公德的他律性的同时，也不要忽略道德的自律性。当法律使人“不得不”遵守而非“自觉”时，守法转变为避法，无论其价值多大、效用多高，终将没有价值。因此，道德理念的法律化须完成道德化回归与强制转为自觉，才能实现应然的法治理想转换成实然的理想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