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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居民主体性：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张继军李康宁陈蓉蓉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纵观全球社区建设的历史脉络，从“服务居民”到“培育居民主体性”是社区建设的一般经验和基本规律，也是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城市社区建设不仅要服务居民，更要培育居民主体性，锻炼民众的沟通协商能力，培养社区公共精神和社区集体行动意识，构建公民社区。城市社区建设不仅仅是“物”的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建设。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居民主体性；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2-0034-05

完善的社区建设和丰富的社区生活是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这个国家的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工作开始进入规范化、系统化时代。经过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我们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社区建设向社会主导社区建设的转型，也即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度、機制和工具推行社区建设，摒弃碎片化发展、倡导整体性建设，破除孤岛现象，从而促进城市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从社区建设实践来看，我国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日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尤其在基础设施、活动设备及活动空间方面发展迅猛，有些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还要优越。回顾社区建设历程，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上，在众多公共服务进入社区之后，社区居民的多元化诉求得到切实满足。然而，社区建设仅仅如此而已吗？我们的社区建设到底为了追求什么？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核心内容，即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方向。

一、从服务公民到培育公民：世界社区建设的一般经验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而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敏锐把握当今国际发展形势[1]。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社区建设的时候，需要将其放置在世界社区建设的历史潮流中予以全面考察，从整体视角观察中国社区建设的全貌；同时，中国社区建设也是世界社区建设的重要构成，丰富甚至推进了世界社区建设的更好发展，两者之间密切相关，相互关联、相互借鉴。从历史角度来看，社区建设由来已久，且有着自身的演变过程、变迁逻辑与历史内涵。

社区建设初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基础设施、生存诉求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物质方面。西方城市社区建设是基于当时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社会变迁的背景以及社区复兴、社区重建等理念而产生的[2]。18世纪后半叶开启的工业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利益格局变革。然而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与人的和谐，反而造成人与人的割裂，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被现实击碎。此时，民众的社会支持网络亟待构建，从而稳定普通成员的生存状态和关系状态。于是，德国汉堡市分区助人自助的救济制度和英国伦敦慈善事业组织应运而生。19世纪80年代，英、法、美等国相继出现社区睦邻组织。此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探索城市改造计划，通过建立社区福利组织，照顾更多群体的基本利益。综上所述，历史进程中的复杂环境决定着社区建设的历史发展内容；社区建设内容则取决于历史经济社会的客观需要和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降临，西方各国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更是面临着崩塌的潜在风险。1948年，英国首先宣布建成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欧、北欧、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的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宣布实施普遍福利政策[3]。但是，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区域，其政府的财政资金总是有限的。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接踵而来，给予现实重大冲击，这显然不是人们理想的国家制度安排。为了适应多元社会文化张力以及取得公众的政治认同和中产阶级的支持，西方各国开始构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即“第三条道路”。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4]。国家与社区的关系需要调整，人们需要不断提升家庭、个人的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进而服务和培养社区公民，促使社区建设更好发展。综合来看，世界社区建设由服务民众向培养民众主体性转变，以此积极培养邻里互助精神和社区志愿精神，科学锻炼民众的沟通协商技能，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和自我治理。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推行“新村运动”，重心在于激发农民主体性，以内涵式发展突破现实困境，实现农村可持续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若干大城市重新推行社区复兴计划，强调社区关系网络和广泛的社区参与，旨在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我依赖、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