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诗风的确立：台湾新世代诗人的精神走向.docVIP

民族诗风的确立：台湾新世代诗人的精神走向 　　台湾新世代诗人在上世纪70年代纷纷以团体的姿态登上诗坛，应该不只是一种巧合，透过外在社会环境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分析他们崛起的缘由，并观察其在结社活动下所呈现出的“世代性”与“社群性格”会发现：首先，成长以及生存环境的差异，造就新世代诗人群有别于前行代诗人的诗观，他们不偏执于对西方的崇尚和对本土的抱持，而是采取相对开放的文化立场以及自觉的参与意识，既能积极学习吸收西方的文化成果，又能在本土化的框架内进行创造性发展。其次，面对前行代诗人积聚二十年的辉煌成果，新世代诗人或多或少借鉴学习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前行代曲折诗艺追索中的迷失和错误，他们不愿意重蹈覆辙，而是选择站在巨人的肩上激流勇进。第三，在“影响的焦虑下”，新世代诗人勇于以反叛者的姿态挑战前行代的权威，抢夺现代诗的滩头堡和话语权，焦虑也是动力，新世代诗人也因此大放異彩。所以，在面对外省人与本省人在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的纠葛时，新世代诗人却跳脱出非此即彼的怪圈，不仅在精神上追慕从小受教的中原文化，也对实实在在的脚下台湾不离不弃。当然，不同新世代诗人身上侧重点有所差异，但不脱于“反身传统，重建民族诗风；回馈社会，关怀现实生活；拥抱大地，肯认本土意识；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崇尚自由，鼓励多元思想”[1]的时代特色。? 　　一.影响的焦虑：在传承中反叛? 　　上世纪70年代波谲云诡的历史把青年人推向时代的潮头，他们成为社会运动的前线部队，奔走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呼吁改革，同时激发了青年一代的“民族意识”和“入世”情怀。新世代诗人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他们藉由结社、发刊凝聚力量、阐发理念，挑战诗坛既有陈规和元老权威，推波助澜了当时诗坛走向现实、强调民族意识的风潮。然而，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政治环境并不能成为新世代崛起的充要条件，历史选择他们承担重任，还与他们的成长背景、生存经历以及诗学传承相关。? 　　首先，新世代诗人多为战后出生，正如林燿德的解说，“所谓新世代，在未被确切定义前，是一个因时空转移而产生相对诠释的名词，在此我们以出生顺序在1949年之后的小说家作为编选的主轴，并以1945年至1949年间出生者做为弹性对象”[]。所以，他们没有支撑前行代诗人进行创作的战争体验——既没有台湾本地人在日据时期的本土经验，也没有从大陆来台湾的人颠沛流离的放逐情感。于是，因战争导致的精神困顿和压抑以及大陆与台湾人士间的隔膜与裂隙，于新世代诗人来说却无关紧要。伴随新世代诗人生命历程的是台湾经济的腾飞以及社会的变迁——从贫穷到富有，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以及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城乡矛盾、工业污染、人性堕落等，台湾的都市化与工业化成为新世代诗人的课题。? 　　其次，于新世代诗人来说，对“家”的选择与焦虑已经淡出他们思考的范畴，或者说“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他们的灵魂中不构成矛盾而是相互存有。新世代诗人不纠结于二者的原因离不开国民党当局的教育政策。光复初期，国民党为了清除“皇民化”影响，就极其重视台湾的心理建设与文化建设[3]，其中有关三民主义、中国历史文化等有助于维系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辅助工具，更是深入到国民党迁台后的每一个文化发展环节。所以，“中国”已经融入到新世代诗人的血脉之中，只是不同于前行代对“地理中国”的不舍，呈现对“文化中国”的追慕，而对于“地理台湾”而言，无疑则是新世代诗人需要面对和为之拼搏努力的家。二者一个充当文化想象，另一个是现实支撑，一内一外不分主次。? 　　第三，新世代诗人随着台湾的经济一起茁壮，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让他们获得较前行代更为完整的教育[4]，也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文学的探索，因此他们大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有实力去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土。新世代诗人崛起的上世纪70年代，台湾现代诗已经如火如荼发展二十余年，不管是以纪弦起首的现代主义诗潮，还是以笠诗社为中坚的本土诗脉，或者是诗坛对“两个根球”的承继与发展都已经获得相当的地位，这些都是新世代诗人耳濡目染承袭多年的财富以及他们再出发的诗学背景。并且完整的现代教育，又使得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最新的哲学、美学等文化成果，开阔的国际视野，让他们能清醒并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现代诗坛的不足和掣肘之处，这是他们再出发的先天优势。? 　　然而，二十余年的诗学积累对新世代诗人来说，是财富也是压力。前行代诗人及其诗学成就就像一座璀璨的金字塔矗立在台湾缪斯神殿的最上层，而后来的年轻诗人只好栖身于它庞大的阴影里，就如布鲁姆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对一个人施加影响等于把你的灵魂给了他。他的思想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天生思路而思维，他的胸中燃烧着的不是他自己原有的天生激情，他的美德也不再真正属于他自己。”[5]当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如何利用手中资源在传承中进行反叛，成为新世代诗人的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