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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墨收藏——兼说曹素功家族制墨承袭 京源（李绪杰） 自1899年甲骨及甲骨文的发现，直至后来的大规模发掘，在相继出土的甲骨骨片上有用红色和黑色颜料书写文字的痕迹，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意识的用颜料书写内容、表达思想较早的实物证据，这可以说是我们先人在生活实践中用“墨”的一个典型事例。上个世纪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汗简木牍，帛书等墨迹实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出了几百枚竹简和有彩绘的帛画。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风采依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湖北睡虎地秦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墨迹等文物的出土，更表明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墨的大量的普及和使用，致使中国古代制墨工艺进入到一个变革与发展期。到魏晋时，松烟墨的大量使用，与工艺的更加完善，标志着我国制墨业进入到成熟期，此时晋代书法家王羲之书迹名品《兰亭序》已问世，书写用墨是否是“韦诞制墨法”所制之墨值得探讨。研究书法，喜爱碑帖的朋友都知道，珍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唐太宗李世民於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在长安温汤（今西安临潼华清池）书写的《温泉铭》拓本，是现在所见存世最早的碑帖拓本，《温泉铭》拓本上有墨书行书一行，内容为“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日围谷府国毅见”。此拓片是在清光绪年间敦煌道士王圆箓所发现，遗憾的是王道士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的重要性，至使流失海外。此拓本的拓制时间比唐李阳冰制“文化阁”臣铤御墨还早至少114年的时间。唐朝制墨业的一大创举就是彩墨的出现。《唐书·韦述传》有内容记载其用黄墨校点自家藏书之事。唐朝墨的主要产地应该集中在京畿地区或原材料盛产地。由上述两条件，扶风、延州、易水、潞州等地成为产墨集散地，也就顺理成章了。历史进入到了五代两宋时期，影响制墨业发展的不单是地理位置与原材料的因素，在此时，频繁的战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制墨中心亦随之转移。徽州以其丰富的资源、安定的环境，使得徽州制墨业迅速崛起，并影响中国制墨业长达一千多年。由于制墨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其原料配制、加工工艺、种类、品质上都有较大的提高和完善。宋朝时所产之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在墨中添加名贵中药品等香料者，一种是不添加名贵香料者。代表人物分别为潘谷、张遇、王迪等人。在宋一朝还突破了原材料的制约，开始用石油炼烟制墨。宋朝的制墨业的成就，实物参考已极少。在传世至今的相当数量的宋版图书，及宋拓碑帖、拓片等实物中，能窥其所用之墨之斑点。进入元代，制墨业基本承袭着宋代余风，并没有大的发展。明清两代制墨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制墨史上空前绝后的，无论是选材配料，制模工艺及图案、款式等等方面。此时全国的制墨中心依然是徽州，明代前期制墨业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墨也成为一种商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在利益的驱动下，制墨家辈出，制墨业也进入到一个高峰，明代制墨业的代表人物，其中以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邵格之、方瑞生、吴廷、汪鸿渐、汪中山、吴叔大等较为突出。明代制墨名家已重视把自己的产品整理成体系，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其代表性较强的有程君房之《程式墨苑》、方于鲁之《方氏墨谱》、方瑞生之《墨海》等著作。著作的出版又促进了制墨业的进一步发展。制墨业发展到清代，其在明代制墨业的基础上，更加完善，更加多元化，无论是在仿古墨方面还是集锦墨方面。清代的文人自制墨也达到一个高峰。此时墨计的出现亦为墨的使用者带来极大的方便。清代的制墨家有代表性的为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等，他们在清代制墨史上各领风骚。喜爱古墨的朋友想必都知道他们，其他的有影响力的制墨名家，还有歙县的程正路、程公瑜、吴守默、方密庵、程瑶田等。休宁的叶玄卿、汪时茂、汪次侯、吴天章、胡墨聚、程怡甫等，婺源多有詹姓制墨家，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詹云鹏、詹致和、詹彩臣、詹从先、查亨吉、王晋卿等。因歙县、休宁、婺源三县在清季时同属徽州府，又都是当时的产墨中心，所产之墨又各有地域的独特风格，因此被相应的分为歙派、休宁派、婺源派。制墨的名家亦多，墨的品种与样式更是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在此对众多的制墨名家和众多的墨品当中，就选其有代表性的曹素功一家与其传世的墨品加以介绍，这样便于在有限的一篇幅内，能够深得进去，能够说明一些具体的问题。为什么选择曹素功呢？因素有这样几个，其一是曹素功在清代来讲是早期的在突出业绩的制墨家。其二，他是接手的明代制墨名家吴叔大的墨肆“玄粟斋”。其三，其有官僚背景。其四，曹素功著有《曹氏墨林》一书，由实践上升到了理论。曹素功其人生在歙县岩寺镇，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15-1689），经历明清两代。名圣臣、字昌言、号素功，清顺治十二年秀才（1655），在曹素功四十五岁时成为贡生，身居官场。清康熙六年（1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