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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和谐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藏族传统法文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法文化都受到了中国法文化的熏陶，不仅在法律文化上受到中原汉族法律传统为主体性和统一性的疏导与深刻影响。藏区习惯法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属于自然法的范畴，随意性强，地域特色突出。其产生和存在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都决定了它相对的落后性，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藏族习惯法就会不可避免的与国家法产生差距和冲突。与此同时她却在藏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特有的优势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的，存在糟粕的一面也有其有价值的一面。就像“赔命价”是藏族习惯法中最具独特性的代表，不仅有着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更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一定冲突的同时对其也有互补和完善的效能。 　　一、藏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藏族习惯法同大多数民族习惯法一样，都与宗教信仰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也存在落后的意志表现。虽然，党在在少数民族地区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开展各项法律普及宣传工作，使得藏区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在司法机关的执行过程中，在实施刑事司法、民事司法过程中，屡屡出现藏族习惯法发挥作用的身影，而国家的成文法却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藏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迄今为止仍然在藏区发挥着比较明显的作用。 　　“赔命价”、“赔血价”制度在杀联盟人、伤人案件中仍常被当地藏族和基层组织采用 　　这种情况在大部分藏区尤其是落后的地区尤为突出。即使经过司法审判，被害一方并未得到实质的赔偿，双方的仇恨仍难消除。在藏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案件经过司法机关的处理后，仍然要求赔命价、血价。如1996年11月发生在甘孜州色达县的“11·12”故意杀人案，在俄合洛、才让闹吾、尕日贡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后，为了维护色达县和达日县的安定团结，缓解矛盾，消除边民的积怨，防止新的流血事件再次发生，两县按照藏族传统习俗，征得当事人的同一后，达成了赔偿协议后，由被告人一次性赔偿损失三万元，并约定赔偿经济损失后，仍何人不得再纠缠此事。 　　二是有案件还在审理之中，私底下命价、血价以赔偿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亲属到司法机关要求放人，称：“我们两家的事情解决了。” 　　三是不经过司法机关处理，直接要求赔命、价血价。 　　所以在藏区发生杀人、伤人案件，当地群众首先考虑的是私人介入，而不是告诉司法机关，这种经济上的赔偿方式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80%的案件即使经过司法审判，最终都是进行了经济赔偿的。并且当地群众大多对于赔钱后继续受到国家司法审判感到不解。 　　大多数纠纷双方当事人不诉诸国家司法机关，而是在宗教人士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在藏区发生地大多数民事纠纷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传统习惯法和解的，并且这种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很少出现反悔现象。其实，许多经过国家法解决的争议，尽管当事人获得了法律的制裁与判决，但问题却未得到实质上的解决，最终还是去请寺庙出面解决，而经其处理解决后也会获得群众的认可。在藏区人民内部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在当地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并且经过法院判决的案件，在藏族聚居的地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而寺院处理的纠纷比较多，而且这些调解协议在民间有很高的权威性。 　　二、藏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 　　藏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表现在少数民族习惯法与现行国家法的规定不一致甚至对立上。由于少数民族习惯法赖以生存的基础、目的、作用、执行实施等与国家法制定有异，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规范，其冲突和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有民事方面的差异，也有刑事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诉讼程序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在民事方面，藏族传统法律基本上规定的是以家庭、家族乃至村寨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个人很少能成为财产所有权的主体而独立拥有财产。而国家现行的宪法、民法、继承法等则规定财产所有权的主体既有国家、集体，更主要的则是个人。在婚姻家庭继承方面，藏族习惯法与很多少数民族习惯法相似，都对离婚纠纷的处理，表现出了一定的随意性，而且存在男尊女卑、父母包办、无视个人意志的现象，这与国家法所维护的的公民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原则是相违背的。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具体方面。 　　“赔命价”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笔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大多数当地群众表示通过藏族习惯法解决，尤其是有宗教人士，村寨里有威望的长者出面达成的赔偿协议一般都会遵守。在当地发生命案，加害人所在的村庄就要派人和被害人村寨中上层人士达成协议，命价赔偿商定双方达成一致后，如果当事人是同一个村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