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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精英和信任与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刘伟: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存在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些活动展开的过程与机制受到各方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可以采用利益——精英——信任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具体逻辑及影响活动结果的中间因素。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尤其是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最终难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在利益-精英-信任这一链条上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利益-精英-信任既可以作为分析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共同框架，也可以作为比较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基本依据。 　　利益是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基础，但仅仅有利益呈现出来并不够，引发群体性活动往往还需要一个关键事件和导火索；但不管是作为关键事件和导火索的关键因素，还是作为关键事件和导火索的产物，精英都是至关重要的主导力量。对乡村社会来说，村民群体性活动或者是精英倡导并努力的结果，或者很快会产生相应的精英。否则，纯粹“乌合之众”意义上的群体性活动虽然也有出现，但多不能长久，更不太具备分析乡村日常政治与治理的价值。但是，就算有了乡村精英的存在，不管他们的身份和来源如何，如果村民对他们不能给予足够的信任和配合，有效的群体性活动也很难产生或展开。总的来说，在村民群体性活动中，利益是基础，精英是主导，信任是关键。当然，就精英与信任两者的关系来看，具有良好信任基础的群体往往更容易产生精英，而强有力的精英也可以创造更能互相信任的群体，或者至少可以培育群体成员对精英行为的普遍信任。但从群体性活动内在的机制和层面看，我们还是可以从利益、精英和信任三个方面确立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一、“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内涵 　　本文所论的“群体性活动”，主要是与“集体行动”和“群体性事件”两个概念相区分。“群体性活动”强调在一定的社会空间里，多个成员能够聚集并参与到一定的互动关系中，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广泛的包容性，主要强调公共性。群体性活动不仅指一种活动过程，也指一种活动状态，去除了“群体性事件”这一在中国语境中往往等同于群众性治安事件的敏感色彩，也避免了集体行动概念所突出的一致性特征——群体性活动内部包含了一致和不一致的各种倾向，也不必然指向克服“搭便车”的诉求和结论；相反，群体性活动更强调成员之间沟通互动妥协定约的过程。由于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现有的治理体制中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合法性困境，采用群体性活动这一指向性不那么明确而且能够包容社会领域的各种聚集性交往这一概念，可以在中立和平视的立场审视社会领域的公共生活，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审视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之间的隐秘关联。 　　相应地，本文所说的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主要指的是超出个人和家庭范围而有较多村民共同集聚、参与和互动的活动过程。为便于研究，基于对村落社会事实的分解，对村民群体性活动可以继续细化并在此基础进行归类。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划分为：(1)选举村民（代表）大会小组会议等正式活动；(2)上访维权；(3)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4)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或商业集体活动；(5)建宗祠修族谱等宗族活动；(6)婚丧嫁娶等社会交往活动；(7)修庙或举办庙会举行基督教的聚会等宗教文化活动；(8)组织锣鼓队、舞龙队等文体活动。而在数据分析和理论探讨中，又可进一步将这些活动归纳为三大类：(1)文化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婚丧嫁娶、宗族活动、宗教庙宇活动、组织腰鼓队舞龙队等；(2)经济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搭桥修路、修塘修坝等公共工程类、经济合作等；(3)政治性特征为主导的群体性活动，如村组会议、上访等。 　　可以看出，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指称村民在面向村落自身和少量的面向村落之外的公共活动，因为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原因，社会性和文化性是其产生的起点也是伴随其始终的性质，离村落越远的群体性活动越趋向于与国家权力尤其是地方国家（主要是基层政府）产生关联。当然，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规模远不及一般的社会运动或大规模抗争那样大，因而通常具有小群体的性质。 　　进一步研究则表明，村民群体性活动是村民利益形成与表达的一种机制，与一些明显含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相区别，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概念。本文之所以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也有这方面的学理考虑，而并非仅仅是修辞学的处理。也就是说，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客观化、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科学的概念界定原则。而采用村民群体性活动这一概念，也更容易突破社会学固有的概念局限而激发政治学的想象力，特别是激发本土政治学的想象力。 　　二、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 　　1.利益是村民群体性活动产生的基础 　　在多年的乡村调查中，笔者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方面各地村民对糟糕的公共问题（如治安差、路况差、村干部腐败等）表示出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也只有在真正涉及每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