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金庸：影视改编中的个人化叙事.docVIP

误读金庸：影视改编中的个人化叙事 　　摘要　“误读”在解构主义的理念中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往往是出于后人希望克服前人影响的焦虑。在影视改编过程中，主创人员不同的读解方式都使得“误读”现象不可避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中，裂变出一股消解、反拨传统文化的思潮，个人化的叙事风格日益显露。 　　关键词　误读；个人化叙事，颠覆；重构；面具 　　 　　西方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诗论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写到：“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他认为当代诗人就像是具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儿子，无法摆脱“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却又要在不断地搏斗中超越他，于是通过各种方式的“误读”，达到树立自己诗人形象的目的。不仅仅是诗，这种“影响的焦虑”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对金庸小说的一再翻拍过程中，编者的改编立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影响的焦虑，一种后人希望克服前人影响的焦虑。也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了文学改编过程中“误读”的宿命。 　　 　　一、颠覆与重构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新的断裂：原有的意识形态神话逐渐解体，20世纪以来人们那种高昂的政治热情、崇高的文化理想、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求逐渐让位于世俗人生、日常实践和对物质、本能欲望的当下满足，一种不同于30年代的新的文化语境在中国大地出现了。“这种文化语境的变迁无可置疑地影响到90年代中国电影文本的创作，无论是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文本的修辞层面、美学层面，它们都构成了对中国电影传统的弱化、转换、消解或反拨。部分影片采用个人化的叙述，关注个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弱化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意识形态特征；还有一部分影片则直接对中国电影传统构成了全面的解构。” 　　以影片《鹿鼎记》(王晶导演)为例。该片只取了韦小宝进皇宫、入天地会、杀鳌拜等几段情节加以发展，改动之处也不少。如将韦春芳由母亲变为姐姐，将康熙除鳌拜由原来的灵机一动训练小太监，改为召开八旗旗主秘密会议，地址改在丽春院中，将海大富太监由中毒眼瞎改为中毒发疯等等。当然，最大的改动还是风格的变化。《鹿鼎记》原作本以幽默见长、充满讽喻，而电影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让陈近南一出场就涂白粉并钻狗洞，一代大侠变成了电影中的取笑对象。《鹿鼎记》之后，还有一部《神龙教主》(林青霞主演)，将神龙教主变为女性并与韦小宝情欲纠缠。此片与原著更是相去甚远。这类改编影片的特点是热闹，好看，逗人发笑；同时，以夸张搞怪的形式对各类人物进行了嘲弄。这类影片不再执著于揭示原著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是对原著进行了颠覆。 　　严格说来，影片《东邪西毒》(王家卫导演)与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关系并不大，只是借用了书中的东邪、西毒、北丐等人的名号，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微不足道的因素，基本上是另起炉灶，重新构思、创作。这样的手法有些类似改编手法中的“借势”――即把原著拿来作为一个“由头”重新创作。导演王家卫从欧阳锋――这个曾受过感情伤害的男人的视角中，展露了过客们寂寞孤傲的身影。黄药师的酒、瞎眼剑客的剑、洪七的刀、慕容嫣的眼神，一切都无法抵挡无垠的荒漠。影片里的黄沙跟清冷的月光，似乎也印证出人生的真谛，一切都将会成为过去，什么人啊事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褪去颜色。或许王家卫是想用它来拯救那些在情感波折中的红男绿女们，而这不只局限于情感哲学，他还影射了大多数港人“无根”的心态。这部影片的特色与成就在于，它的叙述方式及银幕影像令人耳目一新。全片以欧阳锋自述的形式出现，采取了日记体形式结构，使作品具有“作者电影”的特点，富有探索性。《东邪西毒》是一部极具个人特色的影片，甚至可以说，影片本身是对原著内容的一种超越。它的不足在于它的表现形式大于它想要表达的内容。 　　《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钱永强导演)，以虚竹、阿紫为线索，以逍遥派的争斗为主要内容，原著中支线人物的故事得到想象性的扩展，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间的恩怨以传奇般的面貌展现出来。结局是众人合力战胜了大反派丁春秋，阿紫坐上天山童姥之位，又一个轮回开始了。这倒也契合原著中宿命、轮回的主题。这部影片写其一支，倒比全貌精致，不能不说是对原著的突破。正如影片《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中对张无忌的重新审视，狡黠多智而又野心勃勃的张无忌打破了观众的心理惯式，不仅赋予了角色现代性的思维，更使得观众在对人物的认识过程中拓展了新的视野。金庸小说本就博大精深，改编版本也多，要想突破原著或前人的成就，只有通过创新。电影这种形式本身能容纳的内容就少，另辟蹊径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同样，2003电视剧版《天龙八部》第一集中的伏击那场戏将乔峰提前出场，通过30年的对比来诠释乔峰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