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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从人类的文学起源――神话起，一直到今天的文学艺术，女性作为主要人物，或作为次要、点缀性人物,始终是被陈述的对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音乐作品中，女性形象常常被概念化和模式化。不管是什么具体形象，无疑都烙上时代的印记。可以说，女性音乐形象与社会的女性观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一、女性形象与女性观的必然联系 　　 　　 女性观作为社会意识，是人生观、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人们对世界、对人生价值看法的一种反映。作为历史的产物，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表现，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社会变化中，女性观也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妇女从事采集工作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无论在生产还是婚姻中，妇女皆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受到了推崇。而之后，男性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1840年进入近代的时候，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西方资产阶级女权思想的影响，“男女平等”思想逐渐确立。在戊戌维新以及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伟大变革中涌现出的一批杰出女性，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冲破“三从四德”的束缚，投身政治运动。女性的自觉意识开始觉醒。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女性观作为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长足进展。从历史长河里留存下来的音乐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品中反映出的女性观不是孤立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受到同一时代其他社会意识诸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影响，并与之相互作用。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人文艺术上的反映，也无疑打上了社会历史的烙印。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转型与女性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女性观的转变同样受社会转型与女性发展的影响。人们逐渐改变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充分发挥女性的潜能，以使女性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这段时期音乐的女性形象是在多元化的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丰富的社会意蕴。 　　 　　二、传统女性音乐形象 　　 　　古往今来，关于女性的赞美有很多。在道家的论述中，女性曾被比拟为五行中的“土”，有“载物之德”。在很多文化中，母亲、母爱被尊崇至很高的地位。女性在文艺作品中也往往成为美、善、爱的化身。女性具有独特的优势，女性温柔，以柔克刚；女性美丽，以美丽装扮世界；女性善良，以善良打动人心，这些都是女性的天然品质。 　　作曲家的女性形象既是时代的反映，也对女性以及对社会起着教化和规范作用。对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划分形式可以有多种，既可以用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有关的如“德、言、容、功”等划分，也可以按照伦理道德的褒贬来划分，又可以按照女性的社会身份来划分等。 　　现主要以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的音乐作品为例，来分析女性音乐形象。这段时期，具有女性形象的音乐作品，多为男性作曲家所创作，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母亲型。母亲代表了崇高、母爱，也代表了男性社会的一种女性形象，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母亲作为一种伟大的象征，很多作品借用歌颂母亲，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妈妈教我一支歌》（杨涌词、刘虹曲）通过妈妈为儿女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表现了妈妈对祖国执著的热爱以及对祖国饱含深情的赞颂，“这支歌伴随她走遍祖国山河”。并且，作为儿女不但演唱妈妈所教唱的歌曲，还把歌声化为力量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中去。《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通过对妈妈细腻的描述，展现儿女对母亲的赞颂、热爱和尊敬，以此升华把妈妈比喻为党，党的儿女在党的指引下健康成长。革命音乐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以“母亲”形象出现，它叙述“母亲”、“受苦”与“遭难”的故事，强调生活的困苦、生存的危机。 　　第二种是受难型。女性往往作为弱者的代名词，创作者经常利用女性的声音来强化音乐形象以及对社会的不满。《黄河怨》利用女性哭诉的声音道出了“我的仇和冤”，痛骂没有心肝的“鬼子”，思念被鬼子害死的“宝贝”，牵挂远在天边的“丈夫”，无数的苦楚让女主人几乎失去了求生的渴望。女性的声音代表了贫苦受难的大众的心声，令人心痛。《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曲）利用女儿的口吻，通过叙事性的故事，揭露了恶霸丧尽天良的事实。而爹娘数九寒天，没有钱没有衣裳，全家人期盼着共产党为洪湖的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聂耳曲）表现了一群歌女为了生计，“饥寒交迫”、“到处哀歌”、“被鞭挞得遍体鳞伤”，饱尝了人生的痛苦滋味。 　　第三种是英雄型。世人常有英雄情结，古今中外大抵如此。中国的文人士子中则有“芳草烟中寻粉黛，斜阳影里说英雄”的说法。通常，女性英雄形象代表某一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