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docVIP

有关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着两份发黄褪色的珍贵档案，真实地记录了72年前的西安事变。 　　第一份刊物是1936年12月20日由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的《东望》杂志第六卷第六期，封面“东望”刊名下方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的题词：“东北如何伟大，如何富饶?在我国经济上国防上如何重要?以及关系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论，至详且备。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王以哲，二五?一??一一。”题词下方有“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第六卷第六期；社址：西安东木头市公字三号”两行文字。 　　题词中的“二五?一??一一”即中华民国25年10月11日，公元1936年10月11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在如何让南京政府放回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意见存在分歧。主张向南京政府示好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王以哲在1937年2月2日晨被东北军激进的少壮派孙铭九杀害。 　　刊物的封底刊登有1936年12月6日东北民众救亡会发布的《为援助绥东抗战告东北将士及流亡民众书》，整个刊物内容都与抗日和西安事变有关，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张学良将军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下午(1936年12月13日下午)，在东北军参谋总部题为“一二一二事变的原委”的内部讲话全文。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张学良将军在《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中讲：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了好些时间，很觉得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剿匪：系指与陕北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做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了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仅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它西北将领和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决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的说，从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