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兰亭真伪.docVIP

再探兰亭真伪 　　编者按：20世纪60年代，由郭沫若先生发起的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辩写下了中国近现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一页。当年的这场学术论辩为当代书法的研究与发展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本期我们编发了毛万宝、杨文浏先生的两篇文章。毛万宝先生为当今理论研究的名流，杨文浏先生为当今理论研究的新秀，他们通过各自的理解和研究，道出了各自关于《兰亭序》真伪论辩的再认识，这对于深入探讨“兰亭论辩”有较高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兰亭论辩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965年前后，本来尚有许多写出的文章待刊、想说的话待形成文字，但“文革”之兴都将它们一一“按捺”下去。时至1972年，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提《兰亭》真伪之事。对此，当初第一个站在反对立场的高二适也立即起草了一篇反驳文章，题为《〈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文末标明写作日期为1972年10月21日)。可特定的政治气候，已不允许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从而使得高文只好藏之箧笥，一直拖至l982年才由其家人交《书法研究》(第1期)公开发表。这样，郭文也就成了自说自道，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者，极有可能再度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终于在万马齐喑中消逝了。 　　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社会氛围与文化氛围都逐渐走向解冻。此时,尽管“权威”依然存在,但人们(尤其是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一些精英人物)的思想观念却开始转变,不再盲从“权威”、说违心话、写违心文，不再以“权威”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于是,次年即1977年,我们就在第3期的《南京大学学报》上,读到了侯镜昶的《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随之，绝大多数学者都像侯镜昶那样，毅然地站到郭沫若对立面,据理力争,畅所欲言,毫不在乎什么“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分。这显然预示着真正的学术春天即将到来。兰亭论辩的第二次高潮之事实正是如此： 　　侯文之后，又有一大批高质量的兰亭论辩文章相继问世。到1981年10月绍兴“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时，兰亭论辩的文章竟可以凭数量的优势被单独列为一个专题小组，由此将兰亭论辩的第二次高潮推向顶端。与第一次高潮形成有趣对比的是人们立场、观点的转换，在第二次高潮中，绝大多数兰亭论辩作者立场、观点均与郭沫若相左，而深信《兰亭序》从文到帖皆系王羲之本人所作；也有少数论者依然坚持当年的立场与观点，且不断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材料替郭文进行辩护，如李长路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代表。他在1965年时曾以“甄予”笔名发表《〈兰亭序帖〉辩妄举例》，1973年写出、l977年发表《〈兰亭〉辩妄举例小补》诸文，近年来，又陆续在《书法家》、《岭南书艺》、《郭沫若研究》等刊物或诗或文阐述己见。应该指出，兰亭论辩第二次高潮中“肯定派”阵营的急剧壮大，既是人们思考趋向多维与成熟的标志，也是人们漠视“权威”、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术性格确立之结果。 　　以上所引这段《1965年以来兰亭论辩之透视》中的拙论，尚限于从立场转变、阵营扩大的角度来把握兰亭论辩第二次高潮的特点，并肯定其意义。这当然不能说不对，笔者至今依然坚持。但又觉得，不可仅止于此，还必须转向学术深度与学术广度的考察，而这样一来，l9771992年间发表的三十余篇兰亭论辩文章就未免相形见绌了。即是说，兰亭论辩第二次高潮中的几乎所有文章，既未能达到郭沫若当年综合运用考古学、考据学、版本学、史学、文学与哲学等知识谈论《兰亭》真伪的深度，亦未能挣脱郭沫若当年的立论依据与论证思路，大有被郭文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有的文章篇幅洋洋可观，涉及郭文提出的各种诘难，但由于思辨性不强，已乏破竹之势。而更多的文章，则是运用某方面单一知识、抓住某个侧重点展开论述，气格之促狭一目了然。总之，无论学术深度还是学术广度，第二次高潮中的文章都远远赶不上当年郭沫若之文。 　　兰亭论辩第二次高潮所涉及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对第一次高潮的延续，但也有部分文章出于反思而提出了若干新问题。现择其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王羲之的思想性格问题。对此，不少论者倾注笔墨，给予了多角度之探讨。丁灏认为：“‘争先非吾事，净照在忘求’，这两句诗概括了羲之的政治态度与人生观。他不愿‘争先’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反对士人惟利是欲竞相奔走，他之‘忘求’，即是老子的无为思想。”“羲之于辞官后也曾泛海采药，表现出受当时风气影响的一面，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羲之的‘主要倾向’，更何况此中还含有贤者避世深自寄托的一面。”朱铸禹的看法是，羲之性格可以像郭沫若所说，有“相当倔强”的一面，但受特定社会、时代、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产生悲观失望、伤感凄怆之情感，他和所有东晋士人一样，“好谈老庄，提倡旷达，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内心世界恰恰是空虚颓废,贪生怕死”。周绍良觉得羲之思想是崇老反庄的,重视生命，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