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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管理思想初探 　　电影是一种带有强烈商业化色彩的艺术，电影诞生之初，它的商业属性较文化属性更为明显，因而世界各国的电影在初创时期都存在着商业性与艺术性，娱乐性与社会教育的矛盾。在中国电影的探索期，电影艺术家自身大多是经营者。作为艺术家，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作为经营者，他们又不得不考虑收支平衡与商业利润。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创作的多元，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创作时顾虑重重，摇摆在商业性和艺术性，娱乐性与社会教育之间，作品也因此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矛盾状态。在电影商业利润的刺激下，有纯粹只为赚钱的“投机观”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重的“投资观”的对立，也有电影“教化人生”观与“营业主义”观念的对立等等。多种观念的对立，直接造成当时电影市场行为的混乱。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政治格局动荡，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无暇顾及对文化艺术的管理。所以，政府对电影市场调控的滞后性和无力性与公司管理的多样性探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电影由杂耍成为艺术：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业电影在挣扎与徘徊中逐渐发展成熟。因此，在本篇文章中，只探讨1922年到1931年之间中国早期电影，即早期电影探索和发展期的运营体制，和公司与政府两者对其发展的管理理念。对于其它时期的电影发展则不再加以论述。 　　电影作为一个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整个二十年代是电影理论的探索，艺术发展的十年，也是管理思想涌现，公司与政府管理行为起步的十年。所以，在这十年中，奠定了后来中国商业电影发展的基础，也规定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之路。政府、公司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电影事业管理的主体。它们的管理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后电影行业的管理行为。 　　由于二十年代初期，电影制片业才逐渐发展起来，所以，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电影管理机构。但是，仅仅几年后，当电影从“时髦”发展到“普遍”时，政府亦惊觉电影业发展的迅速。同时，电影所承载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性亦为政府文化有关部门所重视。于是在1927年之后，由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和内政部分管电影的审查工作。并且对戏曲，文明新戏的管理亦属教育部。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把电影作为戏剧的一部分或与戏剧同视的观点，而且认识到了电影的教化作用。这与我国电影发展初期，对电影本质认识不足有关。然而，由于电影在当时的中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对它的管理和审查工作就更显得滞后和无序。 　　当时的电影审查多是通过制片商随影片发行的旨在宣传影片的“旨趣书”进行的。因此，实际上常起不到审查电影思想内容的效果。早期电影艺术家蔚南在《电影的文艺化》中写道“我们在他们发行影片的旨趣书里，常常可以看见下面的文句。‘晚近世风日漓，道德日衰，非痛下针砭，不是以救人心……此本公司所以特制某某一片也。’其实这种空虚无聊的道德纸冠，还有什么作用!至多只能骗骗以前审查影片的江苏省教育会以及三岁的小孩子。”证明当时政府对影片审查工作空有形式，不具实际内容。以至在以后的1927-1931年泛滥的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即使粗制滥造，思想贫乏，只要打着“抵制欧化”、“为民呐喊”的幌子，也仍然能在政府审查中畅通无阻。这种审查方式从电影管理的角度而言，没有丝毫价值。政府管理的导向作用完全丧失，对古装片和武侠神怪片拍摄的投机行为，使这两类影片在内容与形式上迅速没落。越来越多的观众远离国产片，尤其是知识分子观众，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一概不看国产片。这在普通市民醉心于古装片的前提下，使严肃的国产片创作陷入危机之中，而好莱坞则成了最大的赢家。 　　在电影发展期，政府对电影业实施的较大规模的管理性还有1931年查禁武装神怪片。武侠神怪片的数量占中国无声片的五分之一以上，但却难以赢得与其数量相称的历史地位。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武侠神怪片“武而不侠”，“勇而无义”，失去了武侠片应有的价值，同时也基本上失去了中国武术的真谛，成了某种非驴非马的东西。而且即使如此，神怪片甚至还缺乏起码的包装，赤裸裸地宣传迷信思想。1931年全国天灾人祸不断，自然灾害和“九?一八”事变也给中国电影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属下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于1931年下达禁令，凡上映或未上映的武侠神怪片均遭禁映。但是由于当时政府部门管理行为的无力，武侠神怪片创作只能说有所收敛，却尚为完全绝迹，那些“专从神怪片养命”的公司竞“纷纷向当轴清愿，要求予以通融”。因为它们已经在此类影片生产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一概禁止则势必损失惨重。所以，直到1933年，仍有少量的武侠神怪片继续上映。同时，由于当时政治格局的动荡，尤其是四川、广东等鞭长莫及之地，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