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的民国家具.docVIP

中西合璧的民国家具 　　民国家具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从1910年至1949年，将近5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段中制作和生产出来的家具统称为民国家具。从收藏的意义上讲，只具备时段的层面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值得收藏的价值，一是文物价值，二是经济价值。所谓文物价值是由时间累积存世时间长而形成的；其经济价值是大家都认可，而具有观赏性和珍藏性，从而产生一定的价格，否则就提不到收藏层面上来。 　　 　　譬如“文革”旧物，历经三四十年后，一些特有的具有政治色彩的，像像章、语录、袖标、传单等都有了收藏价值，而“文革”家具能作为单项收藏吗？显然不够。这是因为“文革”家具没有自身的艺术特质，更没有形成独到的时尚。既使再过50年，“文革”家具也不会成为单项的收藏。 　　而民国家具则不然。 　　民国家具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华民族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风雷淑落、七彩纷呈。在这样一个覆地翻天的变革中，风俗风尚的疾速转变势在必然。封建的旧风尚与资本主义新风尚的融合，腐朽落后的与文明进步习俗的碰撞，产生了新的审美取向，民国家具在风尚习俗变异的强风下，一方面在明清家具的原基础加以洋化，走家具的改良之路；一方面采用“拿来主义”，家具彻底西化，改变中国传统家具的走向，走改革之路。于是民国家具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形成自己一整套的独特风格和审美观念，从而成为有着鲜明时代色彩的家具体系。 　　所以说，家具形不成体系，没有个性特点，就没有时代特征，没有时代特征的家具只有当时使用的价值，缺少后世的研究价值，也没有收藏价值。 　　民国家具用褒义词叫中西合璧，用贬义词叫非驴非马，并非所有的民国家具都有收藏价值，笔者收藏有年，认为民国家具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海派民国家具（包括部分广座），二是洋式民国家具，三是当年一些没文化的暴发户做的土洋结合的家具。前两者可以收藏，后者不值得去收藏。 　　 　　民国家具的华式符号――海派 　　 　　上海在近代中国文化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30年时上海已超过300万人口，位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之后，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城市的迅猛发展就是建筑的迅猛发展。住房增加家具就要添置，所以民国以来上海的家具制造业发展很快，据载，那时上海大大小小的红木厂商约一百多家，20世纪30年代，紫金路形成红木家具一条街。由于西风东渐，洋房居多，家具是建筑匹配下的填充，以往的明清式家具与洋房洋楼风格抵牾，一种接近于西洋风格的家具出现了，这就是海派家具。 　　海派家具在用料上沿续了明清家具的理念，以硬木的主、以酱红底色为主，雍容富贵；二是样式上吸收西洋家具的成份多一些，譬如椅子，脱离了明清“灯挂”样式，椅背欹斜、椅腿或“三弯”或用机械镟木等；三是器形尺码放大。如大衣柜、陈列柜等高都在两米多，这与洋建筑的房间宽大有关。此外像西洋彩玻璃、磨边镜子、西洋花饰大量采用。海派家具注重了中国家具的一个重要理念：崇尚硬木。代表性的海派家具是以印度红木为主，木质细而密，光洁变高，手感好，后来的“越红”、“缅红”根本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民国海派家具不仅代表一个时代，也代表这个时代中国家具的最高水平，从材质的使用上，样式的设计上以及做工上，最后到使用的久远和拆装便捷上，都让人读到，海派家具能称雄于民国，是有它自身过人之处的。 　　形成一种时尚，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追捧；形成一种风络，必须要有独有的美学符号，海派家具恰恰具备了这两项要素。 　　 　　民国家具的西式洋码――洋家具 　　 　　民国家具中有一批洋家具，这和近代中国的被殖民化有关，像哈尔滨的俄罗斯式、青岛的德国式、长春的日本式，天津为九国租界地，更是东洋西洋无奇不有。民国家具的变化因之城市建筑的变化，传统的施工技术远远不适应这种要求。我国近代建筑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快掌握了国外的建筑技术和家具制作技术，砖雕、石刻、木装修、石膏花饰、油漆饰面、水刷面、水磨石、马赛克、拼木地板、琉璃饰件、青铜、钻合金饰件等。一批技术、工人队伍和营造厂出现，很快又形成了制作洋家具的队伍，1910年以后，一些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回国，这些人都是设计、制作和使用洋家具的人，由此一批洋家具应运而生。 　　洋家具最显著的特征是“白木”的广泛使用，“白木”即软木家具，如柚木、樱木、榆木等。民国时期，柚木和红木价值相等，只是东西方对木材的认知上存在差异。西欧家具高档材质是胡桃木、桃花心木，稍逊一些的是橡木、椴木，红木和乌木只作为包嵌用。在中国，洋家具的高档木材是柚木。柚木是高级木材，其木质硬但不脆，油性大而不变形，纹理清而不乱。在洋家具中许多是已经消逝的“奢侈”。如浴室的梳妆台、美人榻、厨房中的吧台、酒桌，式样新奇、绝对世间仅存的“一件”。其中许多家具连外国本土都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