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机制 助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docVIP

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机制 助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是通过市场机制把适宜由市场承担的决策咨询服务，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费用，交由社会智库等研究机构承担，以获得更优的决策方案。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看，做好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工作，不仅要在思想上有全面正确的认识，更要在机制建设上有科学合理的安排。 　　一、政府?买决策咨询服务存在的机制性问题 　　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看，当前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面临四个亟待破解的障碍。 　　法律法规亟待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法律保障是关键。近年来，国家和省级层面对于新型智库建设方面做出很多探索，但政???购买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太成熟。一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但2003年正式实施的《政府采购法》中，决策咨询服务没有被列入采购范围，致使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活动缺乏法律依据。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预算单位2015―2016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服务类只包括车辆维修保养及加油、机动车保险、车辆租赁等九大类，决策咨询服务没有纳入采购目录，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范围难以界定。二是部分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如没有明确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预算保障，购买经费只能通过各个领域分散解决。再如，国务院办公厅规定5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6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应按《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单项金额达到120万元以上，必须公开招标。各地参照该规定制定的本级政府采购标准过于严格，部分地区标准偏低，甚至5万元的决策咨询服务也要求公开招标，增加了采购流程及管理成本，不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和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 　　组织流程亟待规范。发达国家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都是伴随着智库与政府、媒体、社会关系的磨合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组织流程不够完善。一是系统性、协调性不足。尚未建立统一牵头、分级负责、上下协调、有序进行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购买咨询服务时大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依靠政策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各类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同时代表政府对外发布研究课题，吸引政府外部研究人员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缺乏专门的实施机构、实施人员，也缺乏统一领导与组织协调。二是信息不够公开。政府信息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信息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够。同时信息整合和共享程度不高，很多重要信息长期得不到公开。各类智库之间也没有信息共享互通平台，尤其是高校、民间智库不能及时获取准确、全面的信息和数据。三是程序不够透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和决策研究的关联度都不高，对咨询的范围、对象、程序、环节、绩效等缺乏规范化要求，也缺乏评价、考核体系和事中事后评估。智库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平台，政府决策与智库建议之间难以形成同频共振、呼应联动的局面。 　　供需效率亟待提升。推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必须在决策部门与智库间建立稳定的供需对接和成果应用机制，才能有针对性地提高智库咨政的服务效率。由于我国智库建设起步晚，需求方和供给方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存在不匹配现象。从供给侧看，智库研究的有效供给不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各级政府决策失误率明显高出西方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智库研究存在成果创新性、前瞻性不足的现象。部分智库为获得政府研究经费资助，着力对预设结论进行辩护、阐释，导致智库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用处不大。表现为：追逐热点、浅尝辄止的多，系统研究、入木三分的少；依据二手资料的经验性研究多，依据翔实一手资料的规范性研究少；针对当下政策的阐释性成果多，针对未来趋势的引领性成果少。此外，成果转化质量不高，不少优秀智库成果被一“阅”了之，得不到深度应用，成为束之高阁的半成品。从需求侧看，需求的“闸门”尚未完全打开。地方政府虽日趋重视智库的咨政作用，但依赖经验的简单决策依旧是不少部门的决策常态，购买决策咨询的主动性不强。部分政府及职能部门自身政策研究水平不高，问计智库的氛围不浓。即使有咨询需求，也更倾向咨询体制内的政策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和社科院等，对体制外智库，往往持不信任态度，限制了决策咨询需求的对外释放。 　　竞争环境亟待优化。新型智库能否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成为党委政府决策靠得住、用得上、离不开的得力助手，既取决于注重新型智库自身建设水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