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困境及其应然走向.docVIP

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困境及其应然走向 　　摘要：检察权性质、组织模式是影响检察官惩戒制度建构的重要因素。我国检察权是偏向于司法权的混合性权力，这决定了我国适合建构多层级的检察官惩戒机制：对于可能危及检察官身份的惩戒权限由中立和公正的第三方按照正当程序行使，而对于不会危及检察官身份的惩戒权限则由检察机关自行掌控。我国在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过程中，忽视了检察权的混合权力特性，深受科层式检察权组织模式的束缚，致使改革呈现出“原地踏步”的困境。要化解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困境，必须正视检察权偏向于司法权的权力属性，冲破科层式检察权组织模式的束缚，进而对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走向予以正确的引导。 　　关键词：检察权性质；检察权组织模式；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困境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9-0139-06 　　一、问题的提出 　　检察官惩戒制度的重构是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2014年底，上海市建立了第一个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随后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逐步推动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的建立。2016年7月2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改革领导小组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责任和过错相结合，坚持惩戒和教育相结合，规范法官、检察官惩戒的范围、组织机构、工作程序、权利保障等，发挥惩戒委员会在审查认定方面的作用。2016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对检察官惩戒工作的承担主体、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职责等作出了规定。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工作的本质是对检察官惩戒制度的再设计。德国克劳斯?奥菲认为，任何制度设计都是“模仿”，是对历史上或别的地方已经存在的制度模式的借鉴。① 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究竟是“民智的抉择”还是“盲目的模仿”，取决于该制度改革方案与检察管理模式所根植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是否兼容。程序制度设计似乎与权力关系、权力组织方式存在着微妙的联系，所以在面对程序制度设计的差异性问题时，较多学者偏向于从其与权力关系、权力组织方式的视角展开分析。例如，马克斯?韦伯提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② 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则更为具体地指出，“我相信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则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③ 但本文不致力于探究我国检察制度文化对检察官惩戒制度改革的影响，而是从制度兼容性的角度，即检察权性质、组织模式来评析我国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改革方案。 　　二、检察权性质对检察官惩戒制度建构的影响 　　1. 检察权性质之争 　　对于检察权的性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以及“混合权说”三种观点： 　　检察权“行政权说”主要是针对西方法治国家的检察体制情况提出来的，即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属于政府行政组织系统。该说是在西方三权分立政制基本结构背景下提出的，认为检察权不同于立法权，也不具备司法权的依法裁判功能和宪法独立性保障，检察官是政府在诉讼中的“代言人”，是代表第二权（行政）对第三权实施监督制衡的机关，所以，检察权应当定位为行政权。④ 例如，德国学者布赫指出，“在国会民主之下，政府对除立法、司法外的一切??家权力活动负责，而检察机关的追诉活动，乃行政事项，也是行政对国会负责的项目。”⑤ 支持“司法权说”的学者主张将检察权定位为“司法权”，并认为该种观点主要是针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提出来的。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已完全从行政组织系统中分离出来，在国家体制上与行政机关处于平行的定位，同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广泛参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检察官依照司法原则和司法程序履行司法职能，发挥法律监督作用。”⑥ “混合权力说”认为检察权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性。该说在学界占据一定的主导性，例如，美国学者琼雅各比也认为，美国检察官是政府在刑事诉讼中的代表，然而他行使着一半是司法的，一半是行政的那种特殊的混合权力。⑦ 主张检察权“混合权力说”的理由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参加司法活动，依司法原则、程序行使权力，行使职权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就使检察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同时，检察权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权的牵制，因此又不是完全的司法权。所以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特性。⑧ 　　就理论上来看，学界有关检察权性质的三种学说，都有其立论根据，但从现代各国权力组织体制看，“检察机关一般归属于政府系统，然而，确定检察官是单纯的行政官员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