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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想象”下的乡村伦理和文化身份认同 　　摘要：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撒谎的村庄》继承了20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关于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揭示了城市想象之下的乡村和乡人们独特的伦理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由《撒谎的村庄》改编的电影《宝贵的秘密》在延续这一主题的同时也展现出传达媒介上的差异。 　　关键词：撒谎的村庄；宝贵的秘密；城市想象；乡村伦理；文化身份 　　在城镇化迅猛发展和“欲望化叙事”呈泛滥之势的今天，重提小说创作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在其卓越的小说创作中描绘出湘西世界的“乌托邦”来对抗其眼中虚伪、羸弱的城市道德和文明，彰显乡村人性的美好和生命力的蓬勃。这种现代性启蒙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小说创作，成为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使命和担当。尤其是对原生地为乡村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他们在城市文明的土壤里成功转型之后，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必然采取“边界写作”的姿态，一方面寻求对原生地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小?f创作中，现代性启蒙往往表现为一种“城市想象”下的乡村伦理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前提，观照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撒谎的村庄》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宝贵的秘密》，我们可从中发现这样的文化“密码”。 　　一、“城市想象”：美好的乌托邦 　　《撒谎的村庄》讲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地点是广西火卖村，这个村子“不通公路，惟一一条通往外面的路是祖祖辈辈踏出来的[1]”，显然，这条路在小说中具有隐喻意义，它是联结火卖村与外面世界的桥梁和纽带，电影放映员苏放和照相师傅蓝宝贵正是通过这条路将外面世界的气息带入火卖村，引发了土生土长的火卖村女孩韦美秀的无限想象和向往。 　　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打开了乡村闭塞已久的通道，却也凸显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对立。对于在经济上落后和地理环境上处于闭塞状态的乡村来说，“城市”首先表现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和想象。《撒谎的村庄》中的苏放和蓝宝贵虽然来自于公社，但是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火卖村的人来说，苏放和蓝宝贵代表着城市世界。电影、照相，对于当时的火卖村人来说，就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壮族女孩韦美秀先后“失身”于苏放和蓝宝贵，如果说第一次与苏放发生关系是因为苏放的引诱，那么后来与蓝宝贵发生关系则变成了美秀的主动勾引。美秀的动机并不能单纯地用爱情来解释，她所企盼和向往的是乡村之外的那个城市，相比贫穷落后而且单调的火卖村，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诱惑力不言而喻。而苏放和蓝宝贵正是承载了美秀关于“城市想象”的两个符号，也是她惟一能够藉此实现心中愿景的纽带。但美秀的这种欲望和诉求一开始就遭受挫折，她虽然年轻、漂亮，但其乡村人的身份却让具有优越感的苏放拒绝她进入自己的世界。苏放的始乱终弃虽然带给美秀巨大的伤痛，但蓝宝贵的出现再次给了她亲近城市的机会。小说作者凡一平为了实现这一企图，甚至让火卖村的年轻男人们在小说中集体缺失。乡村世界中年轻男女们之间的情爱和富有野性的生命力在美秀的“城市想象”面前黯然失色。美秀对城市的憧憬和向往并非单纯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和优越，更多是精神上的诱惑和依赖，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企盼。从这点上来说，《撒谎的村庄》这部小说中的美秀尽管最终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悲剧命运，但她却和男主人公蓝宝贵同样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 　　城市想象也是火卖村人的集体想象。蓝宝贵入赘火卖村后，上至代表最高身份和最大权力的老村长，下至刚入学堂的孩子，在蓝宝贵面前保持着一种谦恭和敬畏，这既是来自于壮乡人骨子里的淳朴和善良，更是对于蓝宝贵所象征的城市文化身份的一种尊崇。火卖村的孩子们对于他们的老师蓝宝贵坐过飞机和见过毛主席表现出无限羡慕甚至是崇拜，坐飞机和见过毛主席在小说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作为来自城市的诱惑，它们激发了孩子们对外在世界的向往，成为孩子们“城市想象”的表征。在由《撒谎的村庄》改编而成的电影《宝贵的秘密》里，蓝宝贵上课时使用的那一张中国地图，是关于“城市想象”的另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意识形态。 　　二、乡村伦理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在小说《撒谎的村庄》中，“撒谎”主宰着火卖村人们的生活，成为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法则，这个看似违背常理的法则揭示了火卖村人的生活态度、乡人情感和生存理念，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种奇特而真实的乡村伦理。 　　美秀生下龙凤胎后，为了不暴露孩子父亲不是蓝宝贵的事实，火卖村人集体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对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回来的蓝宝贵说美秀是被牛撞了之后导致早产生下孩子。这样做的动机既有对弱者美秀的同情，揭示出火卖村人骨子里的善良和仁爱，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火卖村人面子和尊严的维护。火卖村人不惜忍受着因撒谎而带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