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篆刻大师张樾丞与同古堂往事追述.docVIP

京城篆刻大师张樾丞与同古堂往事追述 　　在民国京都印坛界，有一颗璀璨的明星――张樾丞。他曾和陈师曾、寿石工、邓散木、吴昌硕、魏长青、齐白石等诸多前辈一道，将民国时期的篆刻艺术推至明清以来的最高水准。 　　张樾丞，原名福荫，字樾丞，以字行，河北新河人。光绪九年，张樾丞出身于河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时到北京东琉璃厂益元斋刻字店当学徒，从此开始独立谋生。他在做学徒时“每日除侍奉主人及诸般劳务外，稍有暇晷，即刻苦读书写字，钻研印艺”。[1]18岁时，张樾丞便自立门户，在北京琉璃厂来熏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并因其精通篆法，擅长仿古篆刻而名声大噪，求印者日益渐多。光绪三十四年，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主人王雨请托张樾丞为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镌字，刻字一出，极为精到传神，观者为之赞叹，张樾丞从此声震河北。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如实地称赞道：“真铁画银钩也”。[2]张樾丞平生治印数十万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儒墨客，皆以得其印为荣。民国二年，张樾丞开始自己打造店铺，取店名为“同古堂”。民国时期，北京同古堂因篆刻业而声名远播，店主张樾丞也因此成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篆刻名家。 　　一、同古堂追述，今时犹忆旧时路 　　说到张樾丞就不能不提同古堂，今人已经很少知道有关同古堂的那段往事。民国时期的同古堂声名远播，其缘起却是肇自于主人张樾丞买到了当时稀世罕见的汉代铜鼓。这件铜鼓一直是同古堂的镇店之宝。在当时国人看来，一店一斋如没有镇店之宝，总觉得是浅薄飘浮，因为他们更希望“名之有典”，况且镇店之宝还有安宅怯凶、提高身份、增加雅趣、拓广话题的作用。张樾丞并不善于鉴古，却有缘得此铜鼓，故以谐音“同古”为店铺命名。同古堂创建以来，以治印、刻铜为主，后又兼营古籍文玩字画，蕴藏颇富，逐渐成为旧时文人雅士必去的场所。 　　民国初年的同古堂，诞生在一个社会环境大体安定，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年代。1923年的同古堂旧址在今天的北京市宣南琉璃厂西街82号。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同古堂?w址至今北京琉璃厂西街80号，堂主张樾丞与其后人一直居住在80号后院。直到1954年，在全国公私合营的浪潮中，同古堂摘牌歇业，至今未得重光。笔者有幸在去年3月份赴京交流之际，到同古堂旧址参观。那里只有一间门脸，走进去是三间“筒子房”的格局，占地120多平方米，这些都是在初创和发展时期形成的。在此之前，这家店铺是经营古籍的，听附近居住的前辈说其名好像叫“述古堂”。 　　当年的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据相关档案史料记载，他曾为故宫博物院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章”，为清华大学刻治“游美清华学生监督”章和“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大学刻治“国立北京大学授予学位”章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等印，为北京图书馆治“北京图书馆藏”印。1935年，他将已治之印编辑成《士一居印存》并刊行天下，这部印集很有影响力，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先生为其题写书名，溥儒、傅增湘、陆和九、张伯英及美籍汉学家福开森为其作序。福开森在其序中写道：“张君樾丞所作为最善，樾丞虽幼年失学，而爱好艺术出自天生。故能设势布局，曲尽其妙，所制之印，陈之能自成其美，用之则与法书名画相得益彰。”[3]书中收录的印章虽只是张樾丞平生所治印的极少部分，但其涉及军界政界要人、知识界名流，范围之广堪称半部近代中国名人的缩影。当时上至清朝皇亲贵胄、民国总统，下至平民百姓，皆以获张樾丞印为荣耀。民国著名诗人沈启元在《刻印小记》中写道：“我当初颇受苦雨斋的影响，凡有所刻必请教张樾丞，而刻文又必是六朝体的，盖此公刀法以六朝胜，在北平几乎只此一家并无分铺，我辈于六朝有一种渴慕，那种怪体字的刻法，不喜欢。实际张公刻字，多半根据唐碑，略加变化，所谓六朝，亦姑作如是观耳。”[4]笔者从《士一居印存》中略作摘录，不难看出时人对张樾丞治印之推崇，尤其是张樾丞为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八枚印章，获得“国手”之誉，更是扬名天下。[5] 　　二、匠心篆刻，品质卓绝铸辉煌 　　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刻字铺小学徒，成为卓有成就的篆刻名家，在笔者看来，张樾丞的成就有赖于三方面因素。其一，他用功刻苦，不求捷径。自立门户后他仍然手不释卷，每日阅读《六书通》等印典。张樾丞曾说：“自来摹印大家，咸由书出。书法之美，溢为篆刻，变化无方，苍浑无迹，吾幼倚此衣食，未窥本原，老乃悔之无及矣。所自信者，不敢牛鬼蛇神眩欲欺世耳。”[6]这是张樾丞治印的独到见解。其二，他十分聪颖，记忆力极佳，篆刻技艺超群。年轻时，张樾丞虽未得闻道已然会心，于方寸之间犹天宽地阔，分间布白，错综其事，其味隽永。张樾丞的篆刻技艺远远超出琉璃厂其他同行，学徒时期就有客人因不满师父的印作拒不取活，而由他代刻方才满意。其三，他虚心求教，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