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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混杂的价值立场 　　关于中国的乡村叙事，有论者进行了这样的归纳：“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三种形态。即历史主义类型和价值主义类型。历史主义乡土文学的中心叙述是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历史主义乡土文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启蒙乡土文学，一是政治乡土文学。前者是文化启蒙，以文化进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是政治革命，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政体变更推动社会进步。价值主义乡土文学的中心叙述是人的价值，具有浓厚的人性道德和自由精神。这种乡土文学热情拥抱乡土人生，并从中提炼出返璞归真、归依自然的文化精神，呈现出自然文化的价值追求。”这种分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乡土小说的类型，有学者以“乡村民间”的概念来命名，“真正的乡村民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农民的民间，是没有高度的、平视的、不带知识分子眼光的、既无悲悯也无拯救的民间”。这种类型的的乡土小说比较少，前期的赵树理和写“商州系列”时期的贾平凹比较接近这种类型，作者站在民间的伦理立场上，不带拯救和悲悯的的主观倾向，与别的乡土小说类型明显有别。 　　以上述视野来考察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单就现实批判类乡土作品而言，笔者发现，在文化伦理立场上，他们的乡土作品明显带有一种“混生杂合”的意味，不仅能找到旨在现代性启蒙的乡土文学、旨在传统价值守望的乡土文学、旨在政治批判的具有历史意识的乡土文学、旨在以民间视角审视乡村生活的乡土文学等各种形态，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作家笔下，也兼而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乡土作品，有时甚至在同一部小说中融合了几种形态的元素。除此之外，70后作家笔下还有一类带解构、消解意味的后现代“无聊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凡此种种，各种驳杂错杂的文化伦理立场，共同呈现在70后这一代作家的乡土作品中，这是颇不寻常的创作现象，值得细加考察和分析。 　　众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面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型的局势，百年中国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文化伦理立场的转变。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70后作家仍然面对着这一困扰了几代中国人的难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十多年以来，正是70后作家开始登上文坛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既是世纪的自然更替交迭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进击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奇异地并置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中，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的追逐中体现出的总体倾向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全方位置换和挤压。正如金耀基所言，中国社会的转型有三个主旋律，而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如今，“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既不是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简单地并置在同一时空的文化地理版图上，也不是让农业文明被轻而易举地取代或消灭，它的复杂性在于使两种或两种以上文明形态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并因此而产生变异，与现存的民族文化合成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至今未经命名也难以命名的陌生的文化形态，但它已然来临，构成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当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正是在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之下，如马克斯“价值颠覆”的时代。时代的价值颠覆、破碎与重组，使70后一代年轻作家在面对乡土书写时，普遍出现文化伦理立场的混沌、迷茫和杂乱，难以有相对明确和完整的价值体系来支撑。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移 　　在当代中国极其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关于乡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显得极为含混和综合。在70后作家关于现实批判的乡土小说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家在传统与现代的两极文化伦理立场上处于游移与徘徊的困境。 　　首先，有一部分作品是明显带有“启蒙主义”特色的乡土小说，作者以现代性伦理诉求为旨归，“沿袭着五四以来的居高临下的用知识分子启蒙的乡土经验来书写乡土的记忆，这必然需要城市文明作强大的参照和依托。”在这类小说中，70后作家常常站在个体生命或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农村社会问题展开剖析和批判。以徐则臣和鲁敏为例。徐则臣曾明确表示对鲁迅的景仰和尊敬，他的一些乡土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的影响。短篇小说《逃跑的鞋子》讲述当代乡村女性的故事，六豁老太年轻时被赤贫丑陋的六豁从外地买来做媳妇，从新婚之夜开始，她就一次次地试图逃跑，但均未成功，为此她受尽六豁的折磨。在四个孩子一个个地夭折后，每次她逃到孩子溺亡的那个堤坝，她就会发疯般地折回来。六豁死去后，六豁老太坚持搬离原来的住处，但她从此变成了一个话唠，在村子里拄着拐杖，逢人便讲，你知道，我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终其一生，六豁老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