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的苦索与澄明.docVIP

学问的苦索与澄明 　　一、“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自觉 　　近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已经累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与研究史料。勇于趋新者，理论至上，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理论是升华了的东西，必须有深厚的“根基”作为滋养，离开文学文论有血有肉的“根基之地”，就容易形成一种缺乏经验研究的真空状态；而怯于趋新者，宣称必须坚守古人的表达方式，推崇经验万能，拒理论的介入于千里之外，可是这样一头扎进无限丰富纷繁的研究细节中去，更多的时候是生发出一种“望洋兴叹”式的怅然自失。离开理论“精气神”的指引与提升，似乎又回到传统的研究状态中去了，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或言说方式的文学理论由此失去了它的理论层次，也缺乏某种研究深度与高度。故此，如何对待“趋新”与“承旧”，如何在趋向国际化学术话语和固守传统学问的偏好与分歧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处理好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乎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性问题。易言之，如何根据中国文本实践与表达方式的具体特征提炼理论概念，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为贴近历史经验，从而建立或生发具有活力的学术传统，是从事文学或文学理论研究者始终面临的学术难题。 　　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研究的突破口最主要的就是在思考力的培养上，这样读西方学术著作，特别是读其理论著作显然比读中国线装书来得更直接更容易。李春青教授拒绝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那套做法，那种从低到高建筑金字塔式的用一个中心、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去讲述中国古文论问题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抛弃这种做法，不仅是因为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主动放弃了这种传统理论走向，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形式本身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对象自身的特质。李春青教授认为，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新的哲学传统为“平台”建构新的文学理论，首先就要抛弃那种“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将文学现象看作永远处于流动、生成、演变过程的活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物。可以说，古代文论最有希望的研究之路仍然是“趋新”与“承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有时候需要将“趋新”的一极向“承旧”的一边靠一靠；有时候又需要将“承旧”的一极向“趋新”的一边移一移。 　　二、“中国文化诗学”的苦索者 　　学问之道，盖缘于天性，成于勤奋。李春青教授从大学时代即对理论研究充满兴趣，彼时已经发表几篇学理性很强的理论论文，特别是大四之际在国家级刊物《文学评论》1982年6期上发表《浅谈美与善的关系》，无疑对李春青教授后来走向理论研究之路给予了莫大的鼓舞。钱穆曾言：“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自1985年以后，李春青教授多年以来一直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大家童庆炳先生进行学术研究，又身处高等学府北师大执教，且兼有优秀学术团队“文艺学研究中心”诸位名家学者在学术上切磋磨荡。可以说，李春青教授良好的理论研究素养、治学的勤奋，加之得天独厚的研究平台和便利的学术信息渠道，使三十年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一直站在学术理论前沿阵地，实际上也一直行走在理论研究的高峰上。 　　李春青教授早期出版的几本“专而细”的“小书”，都是从文艺的微观层面入手而写得极其精细的著作，如《艺术直觉研究》、《艺术情感论》、《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等，均是彼时风行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思潮下的产物，此时对弗洛伊德、荣格、苏珊著的。令人注意的是，几本小书涉及诸多相似相近的理论概念，作者均用严谨规范的学术语言加以界定与区分，并且很自在地将复杂问题用朴质清朗的语言和恰切的例证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显明。以笔者的理解，此时对经典理论的研读与理解，奠定了后来做学问的基础，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背景因素：其一，早期文艺学心理学的学术训练，造就了作者极强地透视文本中蕴涵的心理与精神的细微因素，无疑为后来的“文化诗学”阐释策略讲求在文本、体验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提供了贯通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心理学”研究思潮主要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而引发人们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为了清理过去僵化的文学反映论的学理缺陷，学界在寻找一条有效而迂回的阐释策略，就是转入文艺心理学领域去寻找学理资源。多年的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无疑培养了理论的革新意识和研究问题的批判精神。其二，对经典理论的偏好。此时熟读马恩文选并读费希特、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人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似乎在寻求研究理论的突破，如书中所称“是试图以此作为理论依托工具或思想根基来批判或反思其他形形色色的西方美学思想”。人爱其同类，对经典理论家的偏好，“爱之者其思深”，显示了比较纯正的思想资源、抽象思维及其推理的严谨。另外这些经典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预设，甚至成功进入后期研究方法的研究视角和问题的切入点。如马克思关注“社会中的人”及“价值”学说，无疑对随后的“文学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