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之美与孤独之痛.docVIP

怪诞之美与孤独之痛 　　【摘 要】《聊斋志异》和《变形记》是中外艺术创作的瑰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把现实夸张变形的手法，但卡夫卡和蒲松龄在处理手法上却存在着形象塑造、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性。透过这种对比，我们更能看到中西方作家对孤独的不同体察方式。 　　【关键词】《变形记》；《聊斋志异》；怪诞 　　在中外文学长廊中，我们见到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其中不乏各种奇崛鬼怪之作如《变形记》《聊斋志异》等，可以说中西方作家无论是卡夫卡还是蒲松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把现实夸张变形的手法，达到异化处理的目的，而这种手法的背后也潜藏着中西方文化发的差异。 　　一、《变形记》与《聊斋志异》中的异化手法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异化是一种被迫的异化，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在卡夫卡那里，环境总是限制着主人公的活动和发展，卡夫卡人物活动空间是极小的，非常狭窄的，而且人物形象上往往十分丑陋和怪异，往往缺乏美感，但是隐喻成分却非常丰富、深刻。 　　《聊斋志异》在形象塑造上却是一种诗意的表达。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写道：“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1]的确，在《聊斋志异》的花妖狐媚身上，人们已看不到什么狐性、神性、鬼性、妖性。看到的只是一种人化了的性情，即人性美、人情味。人化，就是美化，就是诗化。比较典型的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莲香、翩翩、莲花公主、小谢、宦娘、阿绣、竹清、香玉、娇娜等人物形象。 　　在表现手法上 　　卡夫卡在表现手法上是通过悖谬和怪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卡夫卡《变形记》可以说处处存在悖谬与怪诞，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作品给你的感觉就是一种奇闻；这些奇闻体现了“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消作用”[2]。 　　与卡夫卡相比，《聊斋志异》呈现的却是另一种表现形态：诡秘奇异。尽管蒲松龄幻想也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虚幻的情节中也融进了真实的细节，并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愤慨、和期望，但他所嘲讽、抨击的人情世态，他所憧憬的美好理想，却总是带有某种诡秘奇异的浪漫色彩。如《促织》中成名儿子变成了蟋蟀，《阿宝》中的孙子楚变成了鹦鹉，《翩翩》中男女主人公“餐叶衣云”、无忧无虑的生活，更是人类向往的理想生活。而这种人变动物写法和卡夫卡《变形记》描写形式可谓是不谋而合。 　　在语言风格上 　　卡夫卡选择了那种冷峻客观的语言，翻开《变形记》你找不到一个形容词，一个比喻，或一个形象的比拟。他的词语完全避开了感情色彩的东西。形容词只是定语，名词只是表明事物的名称，动词就是单纯表明行动，从来没有自己的议论，很类似于中国的“春秋笔法”。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歧义。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晦涩性和神秘性。而《聊斋志异》的语言充满了诗意的美，它既有传统的史传文学的简练的美，又有传统抒情小赋的骈偶的美；既具有古代汉语特有的音节的美，又具有人物语言个性化，口语话之美。 　　总体里看，卡夫卡是以荒诞变形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问题，而蒲松龄则是通过志异变形来把现实诗化，以寄托作者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卡夫卡小说追求最高真实、幻梦般的真实；蒲松龄则把小说当诗来写，他的小说便常常将人物情节、环境氛围，升华到诗的境界加以描写，追求诗意的真实。 　　二、两部作品中的异化手法的艺术探源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两部作品都是进行了怪诞和异化处理，这是基于二者独特的“孤独”心态造成的。另一方面两部作品在表现“异化”的方式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看待“孤独”的方式存在着差异。 　　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则像一只硕大无比的野兽，吞噬着无辜的一切。卡夫卡深感来自时代的威胁。他一辈子都在设法的逃避父亲，但最终也未能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一切使得卡夫卡具有非常深切的孤独感、恐惧感、焦虑感和负罪感。对于这种深切的感受，他通过异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人变甲壳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现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人一旦丧失谋生的能力，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格里高尔的异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之下人的价值丧失的象征。 　　正因为他孤独，他才对现代人的孤独感有如此深刻的体味，并有如此卓越又令人震惊的描写。卡夫卡孤独的活着，孤独的写作，而又写作孤独，卡夫卡的生活与创作在孤独中合而为一，他因此成为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创作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他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家庭，他选择了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而正是这种极度的孤独反而使卡夫